田桂凤跟谭鑫培合演《宋江杀惜》。田自负演技高超，在扮阎婆惜表演前半段“坐楼”时，她极力卖弄，即兴编排，使扮演宋江的谭鑫培手忙脚乱，难以应付，狼狈异常。谭央求田说：“念咱们二十年交情，给我留点面子吧！”田说：“谁人不知道我们两人的交情，还留什么面子？”谭只得任她摆布。戏演到“杀惜”了，谭振作精神，做出比平时多得多的身段，淋漓尽致地进行表演，就是不把阎婆惜杀死。扮演阎婆惜的田桂凤被晾在一旁，没有戏唱，十分难堪，想下台却又下不了台。田只好向谭求饶：“你早点杀了我吧！”台下观众大笑。
1952年8月，湖南大学评定教师的薪水等级，最高为六级。著名文字学家杨树达是其中之一，有人甚至认为，以杨老先生的学术造诣，较之其他评为六级的教授，还应再高一级才好，但杨本人却觉得不必再高了。后来，当听说谭丕模和杨荣国两人也是六级时，杨树达大为不满，说：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少一等。平心而论，余评级最高，决不为少，但与白字先生杨荣国、读不通谭丕模同为六级，则认为是一种侮辱也。
反右时，嘉山县某单位仅仅因为差一个名额未能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曾希圣亲临该县视察指导工作，该单位领导向他汇报敌情时信誓旦旦道：“该抓的都抓了，实在没有右派了。”曾希圣拍案而起说：“这不就是右派言论吗？”该领导于是只好乖乖地将自己划为右派。
1947年初，徐铸成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当着陈立夫、宣铁吾、潘公展等人的面，徐铸成说：《文汇报》是我用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政治性投资。话谈到最后，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对徐铸成说：“佩服佩服。今天这个场面，你能顶下来，真不容易。我宣铁吾对不起你，曾封了你七天门；今后，你再怎么骂，我要是再动手，就不是人养的。”
1970年代，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时候，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美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中央于是紧急下令全国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共找出38000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的唯一活动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却连服务生的小费也给不起。
1923年，年仅23岁的吴国桢转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面试时，教务长看着一脸孩子气的吴国桢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吴回答说：“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教务长闻听，立刻改变主意，录取了吴国桢。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八年中，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完全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给上海市长吴国桢去电话说：“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生毕业考试，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测试，遭到学生怨恨。有天夜里，学生多人，手持棍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第二天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30年初夏，洗星海在巴黎打工。一天傍晚，老板开恩准他提前下班，洗星海就直奔马德里大街的巴黎音乐院。他常常在音乐院大门口徘徊倾听院墙内的弦歌琴音。这一天，洗星海照例在大门口盘桓时，忽然看见一个中国青年从里面走出来，洗星海不顾一切地走上前去，不管对方听不听，就做了一番自我陈述。此人正好是马思聪，马对眼前这位“南国箫手”也早有耳闻，但没想到洗星海如此穷困潦倒，马答应引洗星海去见他的导师奥别多菲尔，洗星海自此圆了自己的音乐梦。
在延安，萧军曾为王实味仗义执言，与丁玲等人舌战到深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年的萧军仍然爱打抱不平。一次朋友父子受街上流氓欺负，被打得头破血流。萧军知道后，怒不可遏，带了两个小伙子，找到流氓家门，连续叫骂，要流氓滚出来见个高低。打人者像缩头乌龟不敢出来，老朋友也从此再没受到欺负。萧军说：对于流氓，就要比流氓更流氓，才能制服他们。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监察院长多年，写得一手好书法。有一天，他见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用宣纸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在院内。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舍不得贴在墙上，于是偷偷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重新组合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曰：“小处不可随便”，顿时成为名联。
2021-05-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