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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山西基督徒劫难

庚子拳乱期间,英国大使馆的加固围墙

9月19日,一位名叫王兰璞的山西传教士的中国助手来到了北京,同行的还有他的一位非基督徒朋友。这个人远道而来,陪王先生穿越好几百英里的混乱地区,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王先生讲述的故事,不仅事件本身引起人们极大关注,而且整个讲述帮人们了解了义和拳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狂热何以在短短几天内就在山西落地生根、大行其道,在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情况下,造成了极其可怕的后果。王先生的讲述非常类似于两天前费齐皓先生带来的消息。费先生1898年毕业于美国公理会通州潞河书院,曾目睹了太原府谷地传教士大灾难。

下面介绍的情况是我们让王先生自己讲述的,笔者详细地听了三次,最后一次从头至尾做了笔录,提供了许多细节。他不仅没有添枝加叶,而且对他自己和家人的痛苦仅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说这些痛苦太微不足道,不值得提起,或者说很恐怖,不能细谈。

四月(5月),有一个为期十五天的大型庙会。庙会上骡马买卖生意兴隆,还有精彩的戏剧汇演,因此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在这次庙会上,义和拳情绪激昂,大肆宣传,并计划攻击中国内地会刚建起的小教堂。

地方官知道要出事,亲自出去把威胁要袭击的那群人赶走,用鞭子抽打他们,直到他们散去。后来他们又聚集了一次,地方官又把他们赶走。但第三次,地方官控制不住暴民了,自己也被打了一顿,眼镜被打掉了,轿子也被摔得粉碎。这一次发生在星期天,传教士们都在教堂做礼拜。他们逃到屋顶,然后躲到一名姓周的木匠家,这名木匠是教会成员。暴徒们紧追不舍,把木匠铺子砸了,在扭打中,把地方官的官帽扯了下来。与地方官一起来的还有一名军官,他们把传教士拉尔森(Larsson)和他的同伴装进一辆有篷盖的大车里。这名同伴最近过来了,但我忘记他叫什么了。两名地方官在大车两边,手里拿着鞭子,保护外国人。暴民们往大车上扔稀泥之类的脏东西,大车的帘子被撕成了碎片。

中午时分,传教士到了衙门的时候,衣服都被撕碎了。地方官把他们带到了衙门里,让他们换了衣服,并说他会赔偿他们的损失。这位官员姓阮,是个南方人。他对基督教怀有一种善意,因为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在教会学校读书。他经常到我们的礼拜堂来,四处看看。

传教士们在衙门里待了两三天。一开始,没有人理睬外国人,他们正忙着抢掠教堂。教堂被夷为平地,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走了。其他地方的小教堂都被烧毁了。夜里,暴徒们不断地涌向衙门,试图把传教士们抓起来。地方官把传教士们送到了到应州,并把自己的马车借给了他们,由一名军官带着两个士兵护送。这名军官为教会成员租了一辆长途马车,这样在浑源就没有人被杀。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暴徒们在城里到处追打、虐待他们,逼着他们退教,但没有一个人退教。

我和凯伯格(Karlberg)先生一起工作,留在了应州。农历二十六、二十七两天,人们开始祈雨,应州知州认为不会有什么麻烦。他要求那些参加祈雨仪式的人登记他们的名字,也就是那些领袖的名字,以便知道谁该负责。他把士绅派去参加祈雨仪式,以防出事。不久,义和拳的首领来到应州,请大家合作杀死外国人。就连孩子们也开始学习和练习义和拳,整个事态在大约三天之内就进入高潮了。应州知州把凯伯格先生和我请到衙门里去,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是在夜里去的,所以没什么人知道我们在那里,外面也没人来闹腾。凯伯格先生在衙门派来的人护送下,骑马去了朔平,清代雍正以后的朔平府,一路都平安无事。

六月初一,变得非常糟糕。知州想让我也离开,他让我穿上一件衙门信差的衣服,给了我一匹衙门的马,并在下午4点给朔平知府写了一封信,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作为公函的送信人,我应该更安全些,尽管这一路上很多人都认识我。我还带了一份给左云县(Tso Wei Hsien)知县的公文,那是我在旁晚抵达的第一个县城。我立刻去衙门,正好看见一群暴徒在那里放火烧一座小教堂。在县衙门里我见到了一些教友,当时没有一个人受伤。我只在那里住了一晚,因为那里不安全,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衙门派人护送了我二十里路。

中午时分,我到了朔平府,我骑马直接到衙门去送信,然后到差会总部去报信。那里一切都很安静。我们四个人去见石玉县知县。当我们向知县提出要求后,他去拜见了知府。知府的答复是“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意思是他不管这事。他是一个满人,所有的满人都仇恨基督徒,没有任何特别的原因,只是他们内心的一个魔鬼驱使他们这样做。在这之后,知县自己就没有了主意。我们请他派人护送我们到张家口,他承诺护送到他辖区边界。他订了五六辆大车,价钱已经商量好了,由衙门付了钱。

我们回到礼拜堂,看到有一条逃走的路,感到很高兴。在我们正忙着准备时,一群暴徒聚集了起来。不一会儿,他们撞开了门,开始抢劫。我们看到情况不妙,又仓皇逃到了衙门。知县给了我们一间小屋子让所有的传教士住,又找了一间给基督徒住。这两间屋子都在衙门外面,没有安排到衙门里面去,他接待我们显得很敷衍了事,这不是个好兆头。这时那群暴徒还不是很疯狂,他们正忙着抢掠教堂的东西。中午我们到了衙门,不久教堂就着火了。

有人建议我扮作刚从北京带圣旨到这里来的人,要锁外国人进京,这个建议很不错。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传教士救出去了,而当我们离开朔州府没危险以后,自然很容易打开镣铐,大家自由行动了。传教士们认为这是一个精明的计谋。我们请来了一个铁匠,做了六副手铐,每人一副。因为我要把衙门的马送回去,还要照顾我自己的家人,所以我先要回应州一趟。我待在衙门的马厩里,这一天,传教士们都特别激动,吃不下饭,到了衙门后,什么也没给他们准备,连口水也不给喝。由于过度疲劳,不一会我就在马厩里睡过去了。突然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每个人都很清楚,大难临头了。我无法逃脱了,于是就走了出去,发现一大群义和拳和满人,他们开始不管死活地打我,拖着我到仍在燃烧的教堂,要把我扔进火里去。

没过多久,我就完全失去了知觉,成了个半死的人,昏死了过去。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义和拳用手摸了摸我,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死了。他们以为我真的死了,就不想麻烦再拖着到教堂去。此外,还有两个人站在我旁边,有一个是附近村子里曾想和我交朋友的人,他对义和拳的人说了许多好话,请求他们让我就死在那里算了。另一个是城里的地痞,常在街上的小教堂里看见我。他很喜欢基督教义,只是他从来没有下决心去忏悔。他们摸着我的心脏和脉搏,看到我没有致命的伤口,就等着我苏醒过来。与此同时,暴民们丢下我,回到衙门那里,试图把传教士们拖出去杀了。那里有十多个基督徒,他们狠狠地打他们,其中一些人可能被杀了,但他们没有找到传教士。

我的这两位恩人把我扶起来送回衙门,要把我安置在原来的地方,但是衙门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让我进去。他们说:“要是他死在这儿,那是谁把他杀了?说不清楚。”但是他们把我的马、衣服、被褥、现金袋和我的那份公函交给了这两个人。于是他们其中一个牵着我的马,另一个背着我出了城。尽管我特别虚弱,他们还是一起帮我上了马,一个人扶着我,另一个人牵着马,不然我是不可能坐在马背上的。他们和我一起去了一家小客栈,在那里我们碰巧遇到了一位传教士家的厨子。我们不敢待在那儿,所以他们很快又帮我上了马。

厨师回到了他在汾州府的家,从城里来的人一直陪我走到第一天旅程的终点。在路上,在离城四十里的一个小镇上,我遇到了几个旅客,他们告诉我,那天早晨,十三个外国人在朔平府附近被杀了。这一消息我听过不同的人说过两次,我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可能被铐住了,无法反抗。我给了陪同我的人一些衣服,因为我没有钱。我身体虚弱,第三天才到应州。

在离开那个小镇子后,有人对我说用不着回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已经在六月初三(6月29日)被摧毁了。我也听说应州知州用大车送我的母亲和其他一些人到朔平府,但在半道上被义和拳追上了,又带回了应州。我的母亲和兄弟、妹妹、我的孩子以及一位姓吴的老太太,都被活埋了(我的妻子六月初二就死了)。不仅如此,护送他们的衙门衙役头头也被扔进了火里,车被烧了,骡子被杀了,都扔到了火里,我住的院子里的狗和鸡也没能幸免。这些人当时并不是捆起来扔到火里,而是就那么硬生生推到火里,见谁要跑出来,就再推进去。这是一种缓慢而痛苦的死亡,我不愿想这件事。

与此同时,所有的教会成员都被抓了,只有我的一个兄弟得以幸免。他做点小生意、独自出售基督教书籍,当时正好不在家。知州知道了这件事后,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救他的衙门仆人的性命。但义和拳告诉他,如果他还要这么做的话,就把他也扔到火里去。

尽管听说发生了这么多可怕的事情,我还是要回去。我要亲自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另外还有那匹马也要送到衙门去。所以我就一个人继续向应州走去。离城十里左右,一群四十多人的义和拳向我扑来。他们认出了我,很高兴,让我下马,把我紧紧地绑起来,拖到城里去。他们叫来了义和拳头目,原来这个人是个补锅匠,做修理破旧铁锅生意。他甚至连字都不识,但现在成了义和拳头目。不久,知州听说我被义和拳抓了,义和拳那个头目正在审我,随即礼貌地邀请这个义和拳头目来见他,这位义和拳头目竟然过来了。

见面之后,知州说他一直严重怀疑他们这帮人是不是真义和拳,他们不怕箭头和子弹是不是装出来的。他提议要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他提议现在对此进行测试。说:“让你的人去念咒语,看看他们是不是刀枪不入,如果是的话,我就用枪来试试。如果伤不着你们,你们愿用什么法就用什么法杀了王信差,你们就真是义和拳,我也是真义和拳;不然的话,那你们不是义和拳,你们说的都是谎话。”这一带乡村的义和拳只有他是个头目,他想了想,觉得这似乎是个公平的提议,于是就同意了。但是,他表示自己不参加测试,要站在一旁看着,等他说神灵附体了的时候,才能开始测试。知州同意了。

这时天色已晚,都快半夜了,但测试义和拳刀枪不入的事已经传开了,全城的人都举着火把和灯笼来看热闹。城墙上有一座真武庙,义和拳在庙前列队操练,准备进行测试。

很多围观者都在城墙下,能看得很清楚。知州派来看守我的那四个衙役也想看,就给我松了绑,我们一块过去观看。知州很详细地说明了测试规则,并仔细检查了他自己这边火枪的弹丸和火药。他预计到会有麻烦,就请了二百名能打、能摔跤、能射击的高手来做他的卫士,事实上就是要他们来对付义和拳的。他们一直等到那位义和拳头目喊了一声“神来啦”(神灵附体了),自己也拿着枪的知州随即下令“开枪”。四五名义和拳成员当场被打死,六七名受伤倒在城墙上,所有人都受伤了。然后他们就都散了。

测试如愿结束了。知州召见我,对我说他先前是如何无法保护自己衙门里的人,我留在这里也不会安全。他给了我二十两银子和一些铜钱,还有一封公函,要我带去太原府(我要去的地方),让我带着公函主要是为了保证我的安全。虽然我很不适合骑马,这时甚至根本不能走动,但那天晚上我还是离开了。那时,我们对山西巡抚关于义和团的态度一无所知,否则我决不会想到去那个地方。

大约走了三十里,我遇到了大麻烦。在一个大村庄里有一群人怀疑我,他们确信我是外国人的跟班。他们说我身上有用黄纸剪的小纸人,有迷魂药,要搜查一下。就这样,他们搜到了我的银子,还有那封公函。因为搜出了公函,那伙人就分成了两派,一些人说:“不管怎么样,都得弄死他”;另一些人说:“他是官差,让他走他该走的道,这不关我们的事”。他们就这样争吵了半天,有些好心的人替我说了好话。几乎每一群暴民中都有这样的好人,并不是所有人都坏得出奇。

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小群人,他们私下里一致认为最好还是让我走,然后他们再从后面赶上来杀了我,就这几个人分我的银子。我尽可能地快走,走了七八里路的样子,后面有几个人追来了,高声喊叫让我停下来。我必须离开大路走小道,大道上那几个人很快会追上来,他们手里拿着刀枪,要杀了我。不过,当时我心里拿不定主意,不能确定后面那几个人是不是真的是来杀我的。他们追的很急,所以我就当是他们真的要来杀我的,在前面一座山的隘口离开了大路,拐上了小道,这条小道不能走马车,只能走驮东西的骡子。就这样我去了一个村里,请求村里人让我在那里休息一会儿,说绝对不会连累他们,但他们不愿和我打交道。

但到了另一个小村庄,一位老人对我很友好,劝我不要去太原府。太原府离这里有八百或九百里,而直隶首府保定只有六百里左右,建议我到保定府去。我在这个小村庄待了三天,直到所有的追兵都回去了,然后我绕着山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大路。这之后,我在村里的一个朋友派人护送我去了五台县,著名的五台山就在那个县。我必须把银子分给他们,所以我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除此之外,在一个叫大湾的地方,我又遇到了义和拳,又遭遇搜查。在这里,我讲述了一个与前一个不同的故事,我说自己是一个回家的商人。我已经撕毁了那份现在会牵连到我的公函。在不同的地方就得说不同的话,实在是没什么好办法。越往保定这边走,义和拳闹得越凶,我决定再回到山里去,走了一百二十里,到了一座叫阜平(Fu P'ing)的城市。那时我还不知道是哪两个汉字,但因为‘Fu’的意思是‘有福’,‘P'ing’的意思是“平安”,我想上帝正在为我开辟幸福之路,虽然这座城的名称第一个字并不是‘福’字,但我确实松了口气。我把我的故事告诉了客栈老板,他建议我用剩下的一点钱做一点小买卖。

他的一个邻居会做麻花,我认识了他,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做担保,就这样和他做了两个多月的小生意。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义和拳。到了8月份,我想我可以继续赶路了。在那段时间里,我挣了一吊半钱,还买了很多东西。这次我没有冒险去保定府,听说那里所有的外国建筑都被烧毁了,许多教会成员遇害了。我没有听说那里有外国人被杀的事。在去北京的路上,锡克教士兵拿走了我和同行者的钱。再次能和这么多基督徒在一起,相互倾诉上帝的仁慈,真是很喜乐啊。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历史学人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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