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伊始，我正在本村学校读小学，父亲被戴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被从大队卫生所赶回生产队劳动改造。
此前，因为有一个会看病的父亲，因为有一个贤惠又能干的母亲，因为有一个高中毕业当民办教师的姐姐，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因为我们家人口少日子过得比较殷实，在同学、老师、村民们眼中，我是一个人见人夸的“宠儿”：
“那是冯医生的儿子，长得多帅气！”
“冯医生教育的孩子，聪明伶俐，又懂事理。”
“这孩子将来长大肯定有出息！”
……
然而，转瞬间，笼罩在我身上的所有光环统统消失了，我成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一个“黑五类子女”，一个“狗崽子”。立刻，有的老师不待见了，有的同学不理睬了，村民们看见我，好像没看见似的。
一度时期，一伙同伴联合起来欺负我。我上地给猪羊割草，常常孤单一人寻不到伴儿。在山沟里，有的孩子老远瞧见我，常常故意讥讽我，嘲笑我，辱骂我，扔土坷垃砸我。
有时与同学、同伴争吵起来，他们就骂我“狗崽子”“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我听了很觉刺耳，很感委屈，很不服气，理直气壮跟他们争辩，说我父亲是好人，他们便合起伙来揍我。我被迫“自卫还击”，但身小体弱，常常寡不敌众，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一路心酸，哭鼻子回到家，我故意撒谎，竭力遮掩，不敢也不愿让父母知道真相，不愿让他们看见我受伤。偶尔被父母发现了，他们一边给我的伤口涂抹药水，一边摇头叹息，伤心落泪。
尽管在如此境遇下，我并没有消沉，没有灰心，没有破罐子破摔。学校老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我们这些黑五类子女有个说法，叫做“出身不由己，道路在选择”。
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一则周恩来总理的故事。说是有一次周总理会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盛气凌人地说：我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而你却出身官僚资本家庭。周总理含笑点点头，机智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说对了，不过，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周恩来等老一辈做出了表率，我应当向他们学习。
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要积极要求进步，我要跻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行列，我渴望加入红小兵，加入共青团，加入共产党，力争做一名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接班人。
于是，在申请加入红小兵组织的时候，在申请加入共青团组织的时候，在遇到各种政治运动要求表态的时候，我就需要公开亮明自己的政治态度：跟“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划清政治界限”。这种表态，有时说在嘴上，有时写在纸上。而且，关键是要落实到行动上，让老师、让同学们、让组织看到，赢得他们的认可和赞许。
我们村学校组建了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积极报名参加，星期天也不休息，勤学苦练，最终成为宣传队的主要演员。学校组织各种校外劳动，比如捡麦穗、翻地、挖渠、给孤山顶上挖泉工地背砖，我虽然身小体弱，但在劳动中咬紧牙关，特别能吃苦，不怕脏，不怕累。每次劳动结束班主任老师总结时表扬到我，心里特别高兴。在校园挖地道劳动中，我被班级同学评选为“劳动模范”，在全校大会上受到表彰。
但是，尽管我努力争取，付出了许多，上小学轮到加入红小兵，没我的份；上初中轮到发展共青团员，没我的份；初中毕业轮到推荐上高中，没我的份；高中毕业回乡轮到当民办教师，更没我的份……对此，我不敢向组织询问：这是为什么？只好拐弯抹角打探，得到的答复总是那么一句话：还需要个人努力表现，要经得起组织的长期考验！
每当我在会上明确表态：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每当我在纸上明确写道：要跟父亲划清政治界限。其实，最初，连我自己也闹不清楚，怎样做才算“划清政治界限”？怎样做才能“政治上划清界限”？划清政治界限，是不是不称呼父亲为父亲了？哪我称呼他什么？是不是不跟父亲在一个家庭生活了？哪我去哪里生活？
后来渐渐弄明白，划清政治界限，就是在政治上跟父亲彻底决裂，在父与子中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他是他，我是我；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父亲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儿子是一个追求革命的青少年；父亲曾经与人民为敌，反党反人民，儿子要拥护共产党，做人民的好儿子；父亲是一个接受政府劳动改造的阶级敌人，儿子是一个红色江山的未来接班人。
为了在老师、同学面前表现自己与父亲划清政治界限，每当父亲在学校做义务活，比如清扫厕所。他干他的活，我读我的书，即便当面碰见父亲，也像没瞧见一样，绝然不会主动上前打一声招呼，问候一声，喊他一声“爸爸”。
学校宣传队在村里戏台演出，父亲被大队治保股干部支派在戏台后场烧火炉、打水、看护戏台、做杂务。在现场，我会接过父亲递过的一杯热水，我化装、卸装会找父亲要一盆温水，我会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服装道具。如此面对面接触，甚至个别宣传队员还会冲父亲喊一声“叔叔”或“伯伯”，我绝然不吭一声，似乎面前的父亲完全是一个陌生人。
好多次，学校宣传队应邀上公社、县城表演节目，如欢庆“九大”召开。父亲受派跟随宣传队做看管服装道具等服务。午间休息，每个人啃吃自带的干粮，我和队员、老师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父亲和另一个黑五类分子知趣地呆在远处角落。我没有勇气走到父亲身边，关切地问候一声，那怕给他递上一杯开水。
我之所以这样做，全在无声地表明：我跟“反革命分子”父亲划清了政治界限。
然而，回到家里，看见父亲每天下地劳动归来疲惫的身影，看见父亲半夜三更被喊去做义务活，看见父亲沉默寡言一袋又一袋抽旱烟的样子，我深深地为父亲感到难过，感到可怜，感到可悲。他独自承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负荷。肉体上，他由不会干农活的医生演变成一个啥农活也会干也得干的农民；精神上，他需要干那些扫大街、扫厕所等众目睽睽下丢尽颜面的义务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