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迫害人权是一系列的，它是个连续剧，你不知道是哪一段，就被搞上（迫害）了。”在德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应红冠女士，通过电话预约在遣返营接受了大纪元记者的采访。
德国遣返营里面的条件不错，但是面临着要遣返，她的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只能祈求神的看顾。目前法官已经暂停遣返，律师提交了第二次庇护申请，但需要等待移民局确认。
图为2019年10月，应红冠（左）在香港街头参加游行。（应红冠拍摄）
应红冠告诉记者，自己的家族，上一代是非常惨烈的，所以不知道中共什么时候迫害到自己头上。应红冠的外公在浙江一带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才貌双全，被中共指派当地下党。1950年，由于他此前公开的身份是国民党，被地方上的人拉出去要枪毙他。
“我外公是个传奇人物。我外公不想让他们枪毙，他的武功非常好，挣脱了铁链以后，他是跳河自杀的。我妈妈那个时候才不到四岁，外婆日子过得不好，就改嫁了。”
应红冠的父亲早年在浙江杭州的部队里，因为有文化，就被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去了。后来也是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浙江原籍，整天挨批斗。
对于共产党搞的历次政治运动，应红冠表示，小时候还是像故事一样听，等她长大以后，真正地感受到这个体制之恶，有了切肤之痛以后，“哎哟我的天哪，我的外公那时候怎么会去给他们（中共）做事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共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因为超生的孩子是报不了户口的，为了要二胎，应红冠通过当地政府的途径买了一个身份证。
“我的父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有个妹妹夭折了，我长大以后就感觉很孤单，我说我一定起码要两个孩子。”应红冠介绍，中共地方政府一边搞计划生育打击你，一边又在那里卖户口。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户口信息全部是用手抄写的。直到2004年第二代身份证出现，身份证信息全国联网，全国至少有一百多万身份证重号。
据陆媒2007年报导，全国大约有150万人的身份证重号，与重号身份证号码挂钩的业务和证件都受到影响。在换发二代证的前期准备过程中，贵州、宁夏、广东3省区分别纠正身份证重号16.8万余个、7万余个和14.8万个。十年后的2017年4月，中共公安部又宣布，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重号人数由171万人减至8人。
“其实这一百多万个重号，都是他们（政府）卖钱卖出去的。有些人买身份是为了做生意，像我们很多人是因为计划生育的打击。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已经过了20年了，很多人买社保、办银行卡、办保险，都是用另外一个身份证号码。当时中国政府说要用三年、四年把它更改回来。”
“就是在更改的过程当中，我的农业银行的储蓄卡已经更改过来，但信用卡没有更改过来，在跟客户交易时，信用卡超额了以后被锁住了，他就说你是信用卡诈骗。我只刷了两万块钱，家人在外面走动（送礼）花了差不多十万块钱。”
在被定罪的九个月时间里，应红冠思考了很多，这明明是政府发行的身份证，办案人却说，“你想告政府吗？你不找死嘛！”在看守所，她也看到很多冤案，包括强拆的。“我老家浙江，很多人做老板，十个有九个在经营过程当中，它就是让你踩‘红线’，罚款是家常便饭，如果想抓你的话，也有很多啊。”
此后，在外婆和母亲的影响下，应红冠信了基督。“我们是家庭教会的，我不去政府的三自教堂，因为我已经在脑海里形成了一些理论上的东西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那种教会我不去。”
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逐渐开始打击家庭教会。“比方说我们到一个小区去聚会的时候，就不能去很多人。如果有几个人，我们还会摆一场像打麻将一样的麻将桌，跟他们像猫捉老鼠一样的，躲躲闪闪地聚会。
“同一时期，微信也兴起了。有老师、朋友传播一些政治理念，民主自由，中国的现状啊，还有一些法制的内容。那时候听一些音频比较多，进了一些法制群，还有个‘女人国’，就是女性热爱民主自由的群，关注人权方面，民主思想就成型了。
“后面我们又开始翻墙，2016年我在YouTube上面关注新唐人电视、大纪元，有几个比较有名的自媒体人，像唐靖远、章天亮啊，还有两位基督徒也是讲时政评论这一块，我都会关注他们。”
应红冠女士早年在深圳的外企工作，懵懂感觉人家过得很好，不像中国人总是觉得苦兮兮的。她经常去香港，体会香港的文明和繁荣。2008年她带儿子去香港，儿子也说，“真不一样，跟大陆不一样！”
“但是2015年以后，香港变化很大，很多大陆人在那里了。我感觉香港的文明程度，有些内涵的东西就少了很多。我认识的好几个香港人，2010年前后也移民了，在加拿大的比较多。香港最可惜了，我是很心痛香港（被中共毁掉）。”
2019年6月9日，香港爆发了反送中大游行。“那个时候我在德国，看到香港大游行以后，我就很震撼了。香港人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很强啊，我很羡慕他们，天哪，他们这个游行真是太震撼了。”
当时应红冠的儿子已经在德国留学，应红冠办理了两年多次来往的申根签证，多次去德国探亲，往返大陆。“我前面确实还是安全的，因为我没暴露。”应红冠当年7月份回中国，到了10月初，三个月的探亲间隔期满，再次回德国之前，她于9月30日进入香港，准备要参加游行了。
2019年10月，应红冠在香港街头拍摄的照片。（应红冠拍摄）
她回忆说，“2019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香港酝酿在10月1号这一天组织一个最大规模的游行，因为已经有过百万人游行，他们要在10月1号游行对抗中共的建政。香港的朋友说，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全港的地铁全部停运，一大早五点多钟就关门了，这一停运以后，九龙的人去不了港岛，合不了流，就等于分散游行，我就在九龙这边分散游行。”
应红冠在香港停留了7天时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游行，拍摄了很多视频和照片。应红冠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在香港九龙的警署外面围了很长时间。
2019年10月，应红冠在香港街头拍摄的照片。（应红冠拍摄）
“香港人就说中共破坏法治，破坏规则，《中英联合声明》就成了历史文件了，有些人说说就哭起来了，那个真的是感情。有个老年人说，我们看到大陆改革开放了，总以为会改良……很多人都流眼泪。”
“游行时年轻人走在前面，很多人戴着口罩蒙着面，但是年纪大的人都不蒙面，他们身上挂着标语，胸前就是‘保护孩子’，背后的标语是‘保护自由’。还有在香港工作的台湾人，呼吁不要让台湾成为香港。”
应红冠注意到，为了“十一”到来，在警察署外围，还有最繁华的九龙商业街，有些大楼安装了新的监控摄像头。6、7、8月份，有些到香港参加游行的大陆人还是安全的。9月份去香港的，就有人回到大陆被抓了。
当年11月份，中共政府推出了新的《宗教管理法》，将于2020年3月正式实施。“这个打击宗教也都是为了中共70周年，我的教友失联也是那个时间。”应红冠感到了恐惧，决定在应急下申请难民庇护。
没想到这个案子一拖两年，直到2022年的3月上诉失败。由于跟律师的沟通误会，应红冠没能及时递交二次庇护的申请，导致没有有效证件被抓，险被遣返。“因为疫情，2021年全在封控，我们也提供不了新的证据。”她说。
德国疫情封控放开后，2022年12月，应红冠先后参加了世界人权日抗议游行、“白纸革命”活动，2023年参加了纪念89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纪念活动。
图为2022年11月29日，应红冠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参加白纸运动。（受访者提供）
应红冠表示，德国这边比较单薄，异议人士人数不多。但正因为人少，也就感觉很珍贵。在德国的德语区，中国人也不是很多，以留学生为主，这些留学生很有才华，还有人从意大利维也纳那边飞过来，参加德国的抗议活动。
应红冠认为，中共的倒台只有它自己内部出问题才行，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更多人去觉醒。觉醒后人们就不会去配合它，就会去反抗它。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基数越来越庞大。
“因为中共的围墙（防火墙）在那里，人们看不到任何的东西。有些人很痛恨中共，但是他们没有思想体系，只是在某个点上痛恨它。在国内有些人也骂共产党，骂共产党的人很多的。”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