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且不带引号）进入1968年7月底8月初，“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下简称工宣队，且不带引号）进驻学校，不仅遏制并结束了大学里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文革群众运动，而且使教育界具有文革中、后期的重要取向和基本特色。本文以清华大学工宣队为个案，概述工宣队的某些方面。毫无疑问，在文革时期全国难以计数的工宣队中，没有哪一个工宣队像清华大学工宣队这样既是始作俑者的角色，又有辐射全局的作用，还有独特的文革实践及其经验，更有无出其右的典型影响。
一、工宣队的由来
工宣队缘于清华大学文革群众两派的武斗。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由于清华文革群众两派组织“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和“四一四”（简称四派）的论战和冲突，清华大学发生了著名的“百日大武斗”。这一武斗既是整个文革时期单位或部门武斗的一个典型，也是整个北京地区最为严重和最为惨烈的武斗。这种武斗不仅仅限于清华校园，还在北京一些重要公共场所（诸如天安门广场、新华门、西单、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等）有所延伸或继续。结束这一武斗，既不是上述两派，也不是清华名义上的上级主管机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人力所能及的，而是唯有毛泽东本人才能做到。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1968年7月中、下旬，数次在北大、清华周围等地组织要求停止武斗的群众游行。四派看到这一点，数次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建议对清华实行军管或直接派出群众队伍进入清华，平息武斗。四派最后一次提出此类具体建议的时间，是7月26日即工宣队进驻的前一天！尽管今天受到当时有关档案文献资料还没有开放的限制，我们无法考证四派的这一建议是否送达毛泽东那里或是否为他所得知，具体地说，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决定是否有联系或者有何联系，但是四派的这一建议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多多少少有些“不谋而合”。
尽管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具体步骤或细节，由于受到有关档案文献资料还没有开放等等限制还不为我们所知，但是毛泽东在1968年7月之际做出结束全国性的文革群众武斗的决定已不言而喻甚至不可逆转，而在北京，就是要彻底结束以清华群众两派为代表的首都地区文革造反派运动及其武斗。据迟群事后回忆，毛泽东1968年7月26日下午2点多，在其中南海住所，召集其身边的8341部队有关人员开会，指着地毯上所铺的清华的地图，对与会人员进驻清华做出指示。同日下午5点半，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召开有63个单位参加的进驻清华大学动员大会，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德、8341部队有关负责人等出席，部署次日进驻方案，这一大会一直开到凌晨2点才结束。次日上午10点前后，来自北京61个企业、事业单位的三万多工人，从除了北门之外的清华各个校门涌进清华园。
然而，毛泽东没有预料到，他所派出的这些工人进驻清华（当时置身武斗的清华两派群众约有600余人）遭到了团派的殊死抵抗，造成了严重伤亡（5人死亡，731人受伤）。不仅没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在事前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派出计划，而且这三万多工人到达清华之初，也不知道是直接履行毛泽东要平息清华武斗的使命。当时，仅有工宣队极少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知道上述决定。正是由于不知道工宣队是毛泽东所派出，不仅直接造成了上述的严重伤亡，而且直接造成了团派的政治灭亡。毛泽东派出工宣队不告知清华人，成为至今都难以索解的谜。在其开始之际，工宣队的名称也由最初的“首都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变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再变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变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文革伊始的一系列决定如同湖南谚语“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毛泽东对工宣队职能的调整和确定也是根据文革的形势而适时地做出的。由于团派武力抵抗工宣队而造成了伤亡，更是由于必须及时遏制群众运动并制止全国性的造反群众的武斗，毛泽东把工宣队作为结束大学文革造反运动的“马前卒”。工宣队的职能和模式，在1968年8月25日发表的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才得以明确。此文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所写，由他本人作了多处修改并确定题目。同日，毛泽东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中发【68】135号文件）指出：“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
到了9、10月份，工宣队进驻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已成为全国广泛而又普遍的现象。例如，上海市在9月5日到12日，有31000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全市十个区的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每所中学平均有50名工人。另还有5700余名退休产业工人与工宣队一起进入小学。
还有一个插曲：毛泽东在7月28日凌晨召见蒯大富等北京“五大领袖”的谈话中，并不关注工宣队进驻清华的伤亡情况，并在召见结束之际叮嘱不要整蒯大富。这表明，毛泽东至少到1970年11月在北京大规模进行“清查五一六”之前，都没有“审查”或“惩处”蒯大富的意思。然而，由于工宣队进驻清华所遭到的流血伤亡引起了工宣队员们的极大怨愤，为了安抚工人们，毛泽东8月6日把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赠送给他的两箱芒果全部转送给工宣队，并在稍后引起了全国性的作为毛泽东崇拜现象衍生的“芒果崇拜”现象。毛泽东还于8月15日最后一次接见解放军副团职以上干部时，接见了工宣队代表，《人民日报》等媒体特别醒目地报道了这一接见消息。
《人民日报》自1968年8月5日起，以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发表两周年为名，连续半个多月，连篇累牍地发表不点名地批判或痛斥以清华团派及其领导人为代表的“多中心论”的文章和报道，并于8月16日公布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毛泽东已不相信文革造反派，尤其不相信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激进的造反派青年学生。
应该指出的是，工宣队与文革伊始进驻清华的工作组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二者都来自清华之外的文革领导高层的“垂降”，给清华文革带来了“主宰”；不同的是，工作组姓“刘”（少奇），而工宣队姓“毛”（泽东）。具体地说，工作组所沿袭的是文革前的中共政治领导及政治运动路线，而工宣队是在文革破裂或危机之际，所实施的不只是扭转清华文革群众运动的趋势或走向，还要进行文革中、后期的一系列运动。进而，工宣队不同于1967年至1969年间广泛流行的处理或解决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军宣队方式或军管方式。虽然进驻清华的工宣队有一定的工人成分，但是其领导或主干却是来自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干部。这种打着工宣队的旗号来对清华文革实施军人干预和领导的做法，乃是文革的一个独创。
由此可问，毛泽东当时为什么不以军宣队或军管的方式介入或解决清华文革两派群众的斗争及其危机？在我看来，利用工宣队的方式要“优越”于军宣队方式或军管方式。工宣队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优点”：一是工宣队人多势众，清华大学这样的拥有数万人的单位，很难派驻数百人或数千人之多的军人来进行“管治”；二是派驻工宣队，至少名义上“工人阶级的地位”高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可以用理论上的强词夺理和实践上的强制推行，在清华全校各个部门或环节实施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三是军事化的管理或军事化的生活在清华大学难以全盘保证，而工宣队则可立竿见影地让清华文革摆脱一时的危机，迅速结束武斗，使得清华文革转入新的阶段；四是首先在清华大学尔后在北京其他58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工宣队，要比全部进驻军宣队更为“有理、有利、有力、有节”，在京畿不宜出现过多过杂的军宣队或被军管的大学单位；五是工宣队确立了毛泽东手下“亲兵”对于清华文革的直接占据，清华文革1968年7月底之后进一步成为毛泽东麾下独一无二的“文革要塞”。后来清华校内外流行的说法，即清华文革是“毛主席的一个点”，就是证明。
二、工宣队的功能
工宣队进驻学校，有多重的意义和功能。从当时来看，是为了消除群众武斗，整合不同群众势力，恢复学校秩序，稳定学校局势，力图把文革转移到与以往不同的有序阶段。长远来看，是为了取得学校的领导权，整治广大教师和原有干部，监督和改造学校的各种人员，推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改造整个教育事业，并为塑造文革新人、新社会提供一个基地。
显而易见，工宣队在本质上是非清华的，完全来自于文革最高领导者个人的政治驾驭及政策运作。自进驻清华到1976年10月后消失，尽管工宣队内部没有细致的职务划分和明确的干部级别，甚至没有什幺正式建制，但是工宣队的领导人就是清华大学的领导人，反之亦然。率领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的张荣温（中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1969年1月担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1970年1月，杨德中（中共中央警卫团政委）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从当时杨德中还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可以看出，毛泽东实际上是派出自己身边的警卫干部主管清华、北大。至1970年初，清华大学约十名校级领导人中，只有刘冰一人（文革前担任清华党委副书记）是清华原有的干部，其他人全部来自工宣队。工宣队是清华文革后期八年（1968年8月至1976年10月）的政治“总督”。譬如，工宣队在清华大学所实施的“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的发布文件的范式乃至权力运作的机制，亦即工宣队高于党委会和革委会，就是清华文革不同于全国其他领域或单位文革运作的一个特例。
一方面，工宣队给清华大学的教育体制带来了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清华当时的主导力量既不是党委的政治领导，更不是革命委员会的业务领导，而是工宣队的全盘领导。表面上形成的是工宣队、党委会、革委会三位一体、一体同构的局面，但实际上工宣队的领导及其权威直接来自中共中央最高领袖。针对工宣队一些成员不安心在清华工作，想回到原单位工作，工宣队举行学习班，安定军心，有人谈体会：“我们撤了，敌人就来了。”仿佛在他们眼里，清华大学就是一块以广大清华教职员工为主的“敌区”。工宣队领导人在1974年的总结中强调，他们顶住了排斥工人阶级领导的“歪风”，“保证各级领导班子中工人干部占二分之一以上。”这是信口雌黄，因为清华校一级的领导班子，工人干部的比例就远不到二分之一。1968年后的清华各级领导班子甚至整个大学的领导班子，大致上是由工宣队代表（工人干部和解放军干部，真正的工人微乎其微）、清华原有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的，“革命教师”的代表席位不是没有，就是无足轻重。工宣队凌驾于革委会和党委会之上。1969年初成立的清华革委会，只不过是处理日常行政和教学事务的机构；1970年成立的清华党委会，不过是“抓大事”即抓阶级斗争、抓教职员工改造和抓“教育革命”的部门。在清华之外，还几乎没有与之相似或相同的工宣队的权威。在恢复了清华的中共党的机构和领导之后，工宣队依然叠床架屋地行使着大权，这势必造成清华党组织中“党内有党”直至“党外有党”的局面，最主要的就是来自工宣队的干部与清华原有干部的区分。
其次，清华此时出现了以工人（实为工宣队人员）、学员、教师构成的“三结合”组织体制。这里，无疑工人是领导，学员是主体，教师是被改造和被使用的对象。工宣队把过去的“大学生”或“本科生”的称呼、称谓统统改为“工农兵学员”（简称学员），以示与过去的大学生（文革中被称为“旧大学生”）乃至整个过去的教育体制和传统区别开来，用文革的术语来说就是“决裂”。学员的取向和内涵是大学生等所无法企及的。从对学员的培养和经历来看，工宣队是要把他们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业务标准放在首位。工宣队一个别出心裁的作法，就是制造教师与学员的隔阂甚至对立，抬高并夸大学员的地位和作用，把作为受教育者的学员视为政治上的领导者之一，即受教育者要帮助教师改造世界观，同时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1970年春，试招的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一个口号：“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像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后来改成清华大学直至全国性的工农兵学员都要奉行的宗旨：“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一“上、管、改”的口号，逐渐演变为文革时期大学的学员政治活动机制，主要用来在学员与教师之间划定一种明确的改造与被改造的界线。学员们在入学之际和入学之后，都一再被告诫不是简单地上大学，而是与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教师们争夺教育权，并要占领教育阵地。“工农兵上大学的根本任务是掌握文权、巩固政权。”因而，“对待工农兵学员的态度就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