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招弟的电动车不大，能摆得下外卖箱的位置只有座位下的踏板。外出跑单时，她必须用双脚小心护住外卖箱，确保它不会掉下车，也不能剧烈晃动。否则，可能会面临餐品洒漏、顾客投诉等诸多后果。对张招弟来说，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但她需要这份工作。
张招弟跑外卖四五年了。上一段婚姻中，丈夫在工地干活，早出晚归，日常只有她和婆婆在家。但凡她待在家中，耳边就尽是婆婆的唠叨、挑剔和控制：“洗衣服要用手洗”“不要躺在床上”“什么时候去上班”……每到此时，张招弟恨不得立刻“飞出去”。
成为骑手后，打开院门、跨上电动车的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穿梭于大街小巷的骑手中，鲜有女性。根据饿了么的调研：九成以上外卖骑手为男性，八成来自农村。也因此，人们习惯性称骑手为“外卖小哥”。
而就在诸多“外卖小哥”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名为“招弟”的女性骑手——她们大多成长于农村，大多有姐姐，大多也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被命名，映射的其实是他父母与周遭社会的价值观。有人希望孩子聪慧美好，有人希望孩子飞黄腾达，有人希望孩子平安长大……而“招弟”的名字，从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未出世的另一人。
在外卖骑手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招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她们如何寻找生活的出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了两位“招弟”，听她们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弟弟招来了，我被遗弃了
张招弟34岁，出生在浙江最南端的农村。她有两对父母，结过两次婚，生了两个女儿。她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谁取的——原生家庭里，她是第三胎，有两个姐姐。在她之后，父母如愿生下了男孩。至于这个名为“招弟”的女儿，则在几个月时被弃到桥下，一对残疾人父母把她抱了回去。而这对残疾人夫妇，在几年后也生了儿子。总之，在这里，生男孩似乎是每个家庭的任务，是每个女人与生俱来的“使命”。
“女孩读书也没什么用，还不如早点儿嫁人”，当年在老家，谁不这样想呢？慢慢地，张招弟也不喜欢上学了，“一心想着玩”。初中没毕业，她就“出了社会”，打工挣钱。她做过各种工作——保洁、服务员，也开过三轮车载客，一个月挣两千来块，勉强能养活自己。
第一任丈夫是她在网上认识的。对方比她大10岁，做搬运工，张招弟不顾身边所有人的反对，跟这个自己觉得“成熟”的男人走在了一起，生养了两个孩子。
婚姻中，矛盾始终不断。张招弟和公婆住在一起，想抱孙子的公公对生了两胎女儿的儿媳很是不满；婆婆控制欲极强，想要干涉她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于那个大她10岁的“成熟”男人，对母亲言听计从，矛盾升级时，会掐着她的脖子不放。每到这时，张招弟就想要逃走，“飞出去”。
张招弟离了婚。她先是回了亲生父母家，父母很客气，“这里不是你的家，以后不要再来了”——彼时，她刚和他们相认几年。于是张招弟又回到养父母家，从此和亲生父母再无联系。
小县城里，纵使婚姻再不幸福，那也比离了婚强。当初反对她嫁给前夫的那些亲戚朋友，都劝她去复婚。张招弟不听劝，“明知道他家是个陷阱，我怎么可能再跳进去”。为了躲避那些复杂的目光，每到过年，她都独自躲在娘家的房间里。时间久了，她逐渐封闭自己，不大出门，也不和人打交道。
“招弟”们人生最初的版本都有些类似。作为家里的老二，罗招弟打小就知道自己名字的含义——连着生了两个女儿，家里想要个儿子。这在农村并不少见，罗招弟记得，同村还有一个女孩叫“引弟”。这些西北山村里的女孩，大多读到中学便外出打工，接着结婚生子，罗招弟也循着同样的路，从村子走到县城，接着一头扎进婚姻和育儿中，只剩眼前的琐碎，再也不见远方。
做骑手前，罗招弟当了十来年家庭主妇。她初中毕业后开始打工，20岁结婚。丈夫在工地劳作，她就留在家里带娃，虽然也想出去赚钱，但“实在走不开”。大儿子长到8岁时，小儿子又出生了，罗招弟也便重复着喂奶、带娃、接送、做饭、打扫等传统认为女性该承担的家庭事务。
罗招弟所在的宁夏县城，没什么工业产业，男人们多在本地打工或外出务工，而对罗招弟这样已婚已育的女性来说，工作机会寥寥无几。即便是她早年打过工的那家超市，工作时长也无法兼顾幼儿或接送学龄儿童上学。
2022年，罗招弟家出现了财务危机。大儿子没考上高中，最终决定去外地上职校，每年3万多学费成了压在夫妻心口的一座山。丈夫日常在工地打工，稳定的时候一个月也只能挣到五六千。
罗招弟愁得睡不着，寻思着自己怎么也得出去工作。
也是有工作的人了
一次点外卖的工夫，40岁的罗招弟找到了工作——骑手来送餐，满脑子都是找工作的罗招弟拦着对方问招不招骑手，接着她找到最近的饿了么站点的站长，问了下需求和要求，直接上岗了。
做骑手是罗招弟几乎唯一的选择，这份工作门槛不高，时间自由，“干别的耽误照顾孩子嘛，小的还在上学，要做饭、接送孩子。”
她的跑单时间完全配合小儿子的时间表。早上7点多送孩子上学后，开始跑单；中午是外卖点单高峰期，通常罗招弟做好饭后，11点多先把孩子接回家，自己出门跑单，下午一点多送孩子上学，再把热在锅里的饭拿出来吃几口。晚上，她通常会跑单到8点多，如果孩子作业太多，就索性不出门。
在罗招弟站点里，还有一位像她一样的宝妈骑手。考虑到女骑手的家庭情况，站长没有给女骑手排班。她们无需像男骑手一样有出勤时段要求，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上线和下线时间。
在成为外卖骑手之前，张招弟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老板嫌她手慢，把她开了。对张招弟来说，跑外卖自在得多——没有老板，也没有婆婆在旁盯着，只要勤快点儿，她一个月能挣上还算可以的收入。
对罗招弟来说，送外卖最难的是找路。县城不大，平房很多，骑手们不分区，都是一个人跑整个县城。有时地图上无法显示具体地址，就意味着无法导航，只能给顾客打电话问路。
刚开始不熟路的时候，她一天只能送出十几单。逐渐摸清县城道路后，罗招弟送餐速度快了起来，兼顾孩子上下学吃饭的同时，她一天能送三十多单，这笔收入她很满足。
对比现在每天出门工作，过去做家庭主妇的日子在罗招弟看来“无聊极了”。那些年，她每天做完家务，就自己在家绣鞋垫。十多年里，除了陪亲戚去北京看病和到隔壁省探亲，她几乎没出过远门。
跑外卖可不一样，见的人多，心也渐渐开阔了。在站点休息的时候，罗招弟认识了不少朋友。一个下雨天，罗招弟敲开顾客的门，对方看到门外是湿漉漉的女骑手，硬是把她请进屋，请她喝了杯热水。罗招弟不擅表达，她只说“遇到过好人”，这件事让她记了很久。
找前夫打官司，我不怕了
我们的身边，究竟有多少“招弟”？
在公安部“互联网+政务服务”网站上，我们以人数前五的姓氏王、李、张、刘、陈进行检索，发现这几个姓氏中共有超过2.2万女性叫招娣或招弟。据此前澎湃新闻报道，国内某省叫“招弟”之类名字的女性超过1万人，其中，60岁以上叫“招弟”“迎弟”的人数最多，20岁以下的偏少。
招弟，她们的命运紧紧和家庭绑定在一起。
罗招弟说，没怎么想过自己的期望或需求，因为“条件不允许”。更何况，在这个小县城里，原本没那么多为已婚已育的妇女提供的工作机会。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诗和远方，她只是想着，找一份工作，能让家里日子稍微宽松些。跑外卖的第一个月，拿到工资后，她特地接上孩子，去外面饭馆吃了顿饭。
今年张招弟再婚了。现任丈夫比她大四岁，认识没多久，父母就催着赶紧领证。张招弟觉得这样也好，毕竟“一个人也挺苦”，“条件好的，没找到合适的或者不愿意，可以不结婚。像我们条件不好的，哪有人会这么想啊？都是为了生存。”
外卖还是要继续跑下去的，这是她早就有的“觉悟”。刚开始打工时，张招弟的工资都上交给父亲，她没钱吃饭，再饿都得回家吃。她说这给了自己一个教训：不能没有收入，要掌握经济权。
丈夫对她不错，虽然家里会催着她赶紧生孩子，但丈夫觉得如果张招弟身体不允许，就不生了。婚后，她又回到了和婆家一大家子生活的日子。两代人生活理念上难免有冲突，新婆婆也依然免不了唠叨，但张招弟不怕了，那辆驮着外卖箱的电动车是她逃离烦闷生活的出口。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孙萍教授的调查，近年来，女性骑手的数量一直在持续增加。通过访谈孙萍发现，这些女骑手多为已婚状态，并育有至少1个小孩。抚育子女、分担家庭负担成为她们进入外卖行业的重要原因。
在适应了外卖工作后，部分女性甚至开始“翻盘”，将性别优势转换为劳动优势，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展示出了更强的竞争力。去年的全国网约配送员职业竞赛中，来自杭州的二胎妈妈黄晓琴夺得冠军；查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各地劳模骑手信息中不难发现，如廖泽萌、田丹等女骑手的身影。
这不单是一份糊口的工作、一份生活的底气，更是一个可以实现个人价值的出口。对于“招弟”们来说，一辆电瓶车和一个外卖箱，在她们人生的系统里，提供了有限度的自由。
当“招弟”们走出家门，面对更大的世界，有了一些选项和期待。
罗招弟眼下最大的期盼，就是大儿子职校毕业后顺利找到工作。日子更宽裕一点儿，甚至还可以计划一次全家旅行。
张招弟则说，她想找前夫打官司，要回小女儿的抚养权。女儿是她亲手带大的，她舍不得。她想着，自己再婚了，也挣钱了，经济独立，至少有了打抚养权官司的底气。
“早点要回女儿的抚养权”，最近，她把这句话写在了自己的微信签名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