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80年代曾与“香港第一共谍”曾昭科讨论《中英联合声明》，曾提示他要研究西藏失败的“高度自治”经验，暗示香港可能步西藏后尘。结果一语成谶。程翔分析认为，中共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是其“制度上的必然性”，提醒台湾及国际社会以史为鉴，切勿轻信中共谎言。
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在1990年接见李嘉诚时，曾经承诺“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一番话，至今许多人仍然记忆犹新。
邓小平说：“不会变、不可能变、不是说短期不变，是长期不变。这个道理我过去讲了多少次，就是说50年不变，50年之后更没有变的道理。”
当年，欧美多国因为六四事件对中国实施制裁，而香港距离主权移交仅剩7年多时间，触发港人对日后中共管治的担忧。时至今日，港府同样因为处理民主运动而受到国际制裁，23条立法又加辣，种种问题再次诱发港人对于香港前途的信心危机。
“香港第一共谍”一早洞见香港命运
资深记者、前《文汇报》驻京代表程翔指出，早在八十年代，曾昭科的一席话已经揭示香港的命运早已注定。当年，曾昭科曾经嘱咐程翔留意载入《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款内的12条中共对香港政策（又称：“香港12条”），以此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当中的17条政策承诺（又称：“西藏17条”）做研究对比。程翔介绍，曾昭科被揭发为“香港第一共谍”后被港英政府递解出境。回到大陆后，继续参与香港的情报工作直到1983年退休。
程翔说：“他（曾昭科）叫我拿来对比，显然反映了他内心是担心‘香港12条’，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曾先生是中共体制内的过来人，深知中共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违背自己承诺的历史，所以他对《中英联合声明》亦都有所保留，否则他不会叫我去实事求是地报道这单新闻。”
北京给与西藏和香港的“宽大政策”限期五年
程翔对比下惊讶地发现，“西藏17条”和“香港12条”相同之处甚多，两者皆强调除国防外交之外，地方享有“自治”，重申“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明确指出不实行社会主义。结果，中共真正履行“西藏17条”和“香港12条”仅仅五年。他相信，中共对任何“宽大政策”的容忍限度大概如此。
程翔解释：“西藏是从1951到1956年，接着就爆发了1959年的起义；香港是1997年至2002年，这五年间‘河水不犯井水’，到第五年就强制香港为23条立法，违背《基本法》关于香港自行立法的规定。2008年又提出要建立第二支管治队伍，这些都是设法扩展中共统治香港的权力，要全面收回香港的治权。从第五年开始就一直在开始部署，只不过2003年香港50万人上街一事，令到他没法立即得逞。”
强推23条未能如愿，中共立即于2007年及2012两度推迟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普选时间表。2014年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提出对香港实行“全面管治权”，同年发表“人大8.31决议”，“全面落闸”否决《基本法》赋予香港人民的普选权，最终触发“和平占中”示威运动。
一如曾昭科预料，“香港12条”步“西藏17条”后尘，香港也继西藏成为中共另一个严防死守的“颜色革命”基地。当英国指出中国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2017年的例行记者会上称《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对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到2019年，香港政府修改《逃犯条例》，彻底拆除“一国两制”之间的法律防火墙，导致香港市民的大规模反抗，也毫不例外被中共授意下港警粗暴地镇压下去。
强世功：条约可以用完日即弃
程翔回忆，2014年曾经当面质疑有份起草《“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问中共为甚么要违背《中英联合声明》，强世功回答称，“任何协议都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当问题解决后，协议也就不再起作用了”。由此可见，中共的心态是：任何协议都是为了取得它想要的东西，一旦目的达到了，协定也就可以废除了。
程：中共违背“高度自治”承诺是“制度上的必然性”
程翔总结说，中共违背“高度自治”的承诺是其“制度上的必然性”，无关中国国策是开放或是封闭，习近平上台只是加速了涉及国家安全的刑事立法，扩大了法网去落实他的总体安全观。他指，西藏和香港人民的反抗，带出一个共同的历史教训，就是中共的“承诺”信不得，这是台湾以及国际社会应该引以为戒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