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朱镕基最后一届总理记者会上，法新社记者提问“下一届总理应该在哪个方面向你学习，哪个方面不该向你学习？”时，朱镕基表示，自己除了埋头苦干外没有什么优点。并称“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自嘲过后，他补充指：“但是这家报纸说得不对，桌子是拍过，眼睛也瞪过，不瞪眼睛不就是植物人了嘛，板凳绝对没有捶过，那捶起来是很疼的。”，并指“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
在记者会上，总理或会就中国本年度的重大政治事件表态，这自然是各路媒体最期待的“大新闻”，因为这代表了中国政府对此最高层次和最权威的回应。2012年温家宝最后一次总理记者会上，温代表中央首次对“王立军事件”表态：“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高度重视，立即责成相关部门进行专门调查。”有关中央对重庆的态度，温家宝表态称“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这一表态，在当时薄熙来尚未被官方宣布涉案的情况下，被外界解读为释放出某种特殊的政治信号。
2012年，温家宝在总理记者会上（ AFP/ LIU JIN）
李克强总理曾在记者会上预先透露有关改革劳教制度的进展，“有关中国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年内有望出台。”半年后，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废止劳教制度。
与前任留下的豪言壮语式的金句相比（温家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朱镕基：“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习近平的高压时代，李克强留下的金句则更有现实意义。
2020年，李克强在总理记者会上谈到中国当前6亿人口的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人民币左右。2020年正值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面脱贫收官之年。李克强透露的这些信息也被认为和习近平及党中共唱反调，甚至“打脸”习近平。在2019年的总理记者会上，李克强也透露了一个涉及民生的重要数字，他说：“我们的医保虽然覆盖全民，但是水平不高。尤其是我们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1.5万元，遇到大病靠自己扛是很难的。”
2020年，北京一家购物的大屏幕上播放着李克强举行的总理记者会（ REUTERS/ Tingshu Wang）
这些偶然或刻意流露出的肺腑之言，还包括温家宝在卸任的最后关头，语重心长地警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如今，温家宝的忧虑显然已经成真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岌岌可危。
受绝对控制的记者会何必废除？中共“二号人物”实在多余？
202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左）和国务院总理李强（右）（ AFP/ GREG BAKER）
32年里，特别是在江、胡主政的二十年黄金期，从李鹏到朱镕基到温家宝，再到后来的李克强，几位总理先后利用总理记者会这一平台做了非正式但是面向公众的施政讲话，在这一舞台上展现了这些中共二号人物对经济和总体局势的领导能力，又利用这一窗口对外投射出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民主”的渐进发展。凭着有限的透明，又因着绝对的控制，每一年的总理记者会都在传递着北京想要对外传递的公众形象，以吸引外资，促进市场经济发展，更巩固了中共统治的认受性。
这一运作成熟的机制何以要废除？原因可能在于如今的中共，不再需要有“二号人物”。中南海的权力架构中，总理名义上是仅次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第二号人物。过去，“江朱体制”和“胡温体制”下的国家主席和总理的权力较为平等，但习近平上任后，“习李体制”却转为“南北院之争”。迈入第二任期后，李克强更处处受掣肘，以前属于总理管辖范围的事务逐渐被转移至党中央下属的各个机构。也正因此，在李克强卸任前夕，他频频在总理记者会等媒体见面会上“说真话”，与最高领袖“唱反调”。
新任总理李强长期在地方政府任职，并无国务院的工作经验；他的升迁之路全靠习近平的提携。而他上任一年以来，行事低调，包括打破总理出访搭乘专机的惯例，降格为搭乘包机，极力避免留下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平起平坐”的印象。在李强上任的同年，国务院公布最新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取代在2018年印发的版本。其中最明显的修改在第一章总则中，删除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保留并修改为“国务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同时，原总则第三条中“执政为民、依法行政、实事求是、民主公开、务实清廉”的内容也被全部移除。在第三章工作原则中，新增了“重大决策、重大事项、重要情况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新《规则》更完全删除了原第六章“推进政务公开”的内容。
国务院的职能被史无前例地矮化了。因此，作为“最弱势总理”，李强和如今的国务院只是习近平路线的执行者。《南华早报》有分析称，取消记者会甚至可能是李强总理本人的建议，因为这样一来，既能凸显习近平的领袖地位，也能显示李强对领袖的忠诚度。
不装了，安全感最重要
2023年，上海的一块巨型宣传广告牌（ REUTERS/ Aly Song）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发展”一直是中共领导人挂在嘴边的关键词。但近十年以来，“安全”，或者“维稳”开始逐渐取代“发展”，成为中共主政者施政的侧重点。
《日经亚洲》社论指，负责在“安全”和“发展”间做决策的人，不是李强，而是负责“国安”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政治局常委第五号人物蔡奇。而蔡奇是个强硬的执行者，由他来权衡国安和经济发展孰轻孰重，他一定会把手伸向维护党国安全那一边。在“安全”的框架下，所有政治、金融活动都必须在中央掌控之下，甚至于，所有牵扯海外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可疑的。这种无端的恐惧，也可能影响了中共顶层面对外国记者的意欲。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就认为，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可以避免“某些势力”“唱衰”中国。
政治局常委蔡奇（中）于2023年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REUTERS/ GREG BAKER）
外界观察到，当局以往的惯例正被一一打破：在取消总理记者会之前，原本应于去年秋天举行，且按中共党章规定“至少一年举行一次”的三中全会迟迟无动静。是改了会议举行时间，抑或是取消？无人知晓。与此同时，中国去年已陆续关闭外界取得中国公司资讯、法庭文件与学术期刊的管道，更修改《反间谍法》和扩大《国家秘密法》覆盖范围，加强审查外国公司驻中办员工。
在传统的共产主义路线中，主政者将民主国家提倡的政务公开、公民知情权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目前的情况就是，权力机构对政策法规的解释越来越少，重要的数据也不再公开发表。而普通人在日常传递的信息，也有可能会触犯日益收紧、措辞模糊的各种钳制言论自由和资讯流通的法律法规。
而取消总理记者会，显示了中共顶层积重难返的维稳思维，他们不仅不愿意接受中外媒体的现场提问，甚至连事先安排好的问答也不愿意参与。唯一的政情观察窗口被迫关闭，没有舞台，就不需要影帝，总理终变成“总也没人理”。
惋惜也罢、无奈也罢，中国公众不得不面对的是，资讯正在变成稀缺资源，大事小事都被装入黑箱。从法治回到人治再后退至一人治，北京的政治正进入可怕的集体自闭，若任何政治新闻都只能以“吃瓜”的形式出现，小道消息将逐渐替代新闻和报告的采编，直至连“谣言”都遭灭声。
如同吴国光教授的最新评论所写，“木偶剧，影子戏，踩高跷，唱双簧，这些中共向来拿手的把戏，如今都不给你演了，就给你看一场哑巴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