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已引起社会忧虑（法新社图）
“范进中举”的故事是清代《儒林外史》中的经典篇章。200多年后的今天，中共将其编入孩子们的语文教材中，目的却在于通过讽刺、批判在古代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传统科举制度，挖空心思地向娃们灌输“旧社会”有何不堪、不好。
且不说这样一个发生在明朝的小故事究竟能有多大的代表性，即便是真实不虚的、也能反映当时读书人入仕的艰难，但只要把原文拿出来与现在中国的“考公”大军们进行一番对比，就不难发现，明朝儒生可比红朝治下希望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的应、往届大学毕业生幸福、幸运多了。
尽管中共的御用专家已承认，“‘中举发疯’在当时的士人中……不普遍”，但还是要对各地授课教师统一口径，称范进这类士人有着“腐朽的灵魂”，其“如痴如狂地追求功名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成为被巴结、奉承、攀附的权贵”；而范进“中举后地位的迅速上升”也说明当时“官场腐败，世态炎凉”；对于“成了新贵”的范进，张乡绅“忙着拉拢勾结，以便结党营私、为非作歹”也再次证明“当时官场的虚伪、黑暗”。此外，胡屠户的存在也反映出明朝不缺“欺贫爱富、趋炎附势的丑恶灵魂”。
中共大而化之地扣帽子，不禁令人呵呵。在如今中共治下，上述又有哪一条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对于这种目的只在歪曲的说法，有人最近忍无可忍了，于是发帖称，《范进中举》的细节足令人“细思极恐”，若“放到今天”，下面随便哪一条都“很难实现”。
其一、范进54岁还能考秀才和举人，没有35岁的年龄限制；
其二、周学道不嫌弃范进穷酸猥琐，还能在百忙之中，反复读3遍范进的试卷，然后选为第一名；
其三、范进没中举前，无房无产业，居然还能娶到媳妇，还是县城小老板的女儿；
其四、范进中秀才后，魏好古等一帮富裕的同学，不嫌弃他穷酸，还能带他参加文会，一起进城乡试；
其五、范进中举后，面对各方的巴结奉承，还能保持初心，待人接物礼数周全，出手大方。
读过原文的人或许已经发现，令人“细思极恐”的细节根本不只这五条。比如，与范进有着类似家境的周进（周学道）在中举前就得到了姐姐丈人的帮助，能靠记账来谋生。可见，胡屠户这位丈人并不具有代表性。他没中过秀才，却依然能走进乡试的考场。不是因为他家有关系，而是几个素不相识的路人因同情他的遭遇而伸出了援手。他们慷慨解囊、拿出二百两银子，让周进获得了“纳监进场”的资格。后来，他果然不负众望，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不但中了举人，还中了进士。再后来，如范进一般，被“授了部署”、“升了御史”、“钦点”为“学道”。明朝治下，家境如此贫寒的两位儒生，竟然都在仕途上混得风生水起。
更值得一提的是，“苦读了几十年的书，秀才也不曾做得一个”的周学道，并没有因为当年考秀才时的锦绣文章未被人赏识而记恨在心。当上考官后，他萌生的第一个念头竟是“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抱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厚道之心，他甚至在别的考生中途来打岔、且第一遍读时，并不看好范进文章的情况下，仍把他的考卷看了第三遍。
再说范进的同学魏好古。他家境殷实，在考场交卷时，本想在周学道面前展示诗词歌赋，却被视为“务名而不务实”，于是“低低的进了学”、“填了第二十名”。看到“戴一顶破毡帽”、身穿“朽烂”衣服、考了二十几次秀才都没考中的范进被“填了第一名”，他既没妒恨、也没瞧不起，还主动帮范进“约了一班同案的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范进终于有盘缠进城参加乡试了。
另外，胡屠户的财力也不可小觑。银子“比皇帝家还多些”的张乡绅家是他“卖肉的主顾，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说胡屠户“欺贫爱富”，可他却愿意把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一个家徒四壁、连秀才都没考中的穷书生。可见，“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明朝是有着广泛共识的。
中国传统教育学的是孔孟之道，儒生们将“成为有德行的圣人”视为自己的毕生志向。也是在这样的道德氛围下，胡屠户才不会看错人。苦尽甘来的范进第一个想要报答的，正是这个嘴上埋怨、但心里并没有真正嫌弃他的老丈人。范进以德报怨，慷慨回赠，也是胡屠户当初不介意与贫寒之家联姻、愿意相信“惟有读书高”所获得的福报。
对比之下，若范进活在当下，他有多大概率能在要嫁就嫁“高、富、帅”、“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且有着一位能推高房价的丈母娘的女人堆里，娶到类似胡屠户的女儿呢？此外，在红三代、官三代继续垄断行政机构里的要职，烟三代、电三代、铁三代、油三代仍占据着央企、国企半壁江山的红朝治下，范进又有多大概率能遇到无需他打点、只因欣赏其才华、甚至只因同情他寒窗苦读多年，就给他机会的周学道？更关键的是，在入仕后，“朝中无人”的范进仅凭自己那点才学，又有多大概率能一路开挂般、获得轮番升迁呢？
中共统治几十年来，各行各业都在“拼爹”。在任何一场为争取工作、职位的竞争中，那些无权无势无家境的，大概率都会被有权有势有家境的给挤下去。肥差有限，大家都在竞争、倾轧，还有魏好古这种讲情讲义的好同学吗？想想清华的朱令被投毒案吧，最高学府的知识分子都能为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而对同窗、室友痛下杀手，其他那些连好大学门槛都跨越不了的莘莘学子们能有机会？
至于中共官场，也就更黑暗了。权力越大，越是惶惶不可终日。名不正言不顺，才总会担心有人来夺权。于是，斗争就成了官员们能在官场立足、晋升的惟一手段。派系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何来伯乐与千里马之说？由于党性大于人性，上下级之间也只能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有需要时，你是棋子；反之，你就是弃子。不能为党魁集权、为党谋私的，基本都没什么机会。尚有价值的，最后也可能被卸磨杀驴。步入这样的官场，就得在刀尖上舔血，于是应捞尽捞、捞了就跑，就成了红朝官员们的毕生所愿。
今天的范进，若生在一个只能拿老母鸡换米才能活的家庭中，在基本不可能遇到胡屠户、魏好古、周学道的情况下，恐怕只能在家务农或进城务工了。再加上，年龄还上了50，别说考学、考公，送外卖、当农民工都可能会遭人嫌弃、被人欺凌。若出现在高学历持续贬值、不靠关系、不打点连科员都当不了的红朝当下，这个穷书生或许连“中举发疯”的机会都没有。既如此，中共又有什么资格去非议、批判多少年才会出一个因中举而疯了一小会儿的范进的明朝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