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公道难求，“文革”的暴风骤雨，打破了古街的宁静。我的童年，在四岁时戛然而止。
噩梦革命好像惊悚剧
1966年的那幕情景我永生难忘：我在古街上玩，忽然远远看见一大队工人，踏着青石板路而来。他们背着大刀、红缨枪，还有步枪和机关枪，昂首阔步，神气十足。队伍的最前面，走着我的父亲，还有他的一些同僚。父亲戴着纸糊的高帽子，帽子上还有个用草绳编的辫子垂下来——在四岁孩子的眼中，这是一个滑稽的扮相，我以为是父亲在率领着这支队伍，于是兴冲冲地跑回家报信：外婆，赶快上街看呀，太好玩啦！
但是，我看到了外婆和母亲的泪水。外婆将我紧紧抱在怀中，我懵懂地意识到，原来这并不好玩，灾难降临了。
父亲只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在1966年夏天的烈日下，他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弯腰跪在批斗台上。所谓批斗台，是在街上新修的石阶，模仿延安宝塔的造型，上面写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父亲汗如雨下，母亲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给父亲送去。我从大人们的脚缝中奋力钻过，终于接近父亲，却被押着父亲的人一把夺去瓶子，摔碎在石阶上。
我家理所当然地被抄了。外婆的缝纫机被搬走，辱骂母亲的大字报贴满门窗，两个姐姐失学，还有人把机枪架在我家门口恐吓。现在我说自己的童年结束在四岁，是因为在那以后，我不再天真快乐，耳闻目睹的太多恶行，让我变得沉默寡言。
原本我们会认为，越是在民风淳朴的底层社会，人与人之间越是充满关爱。问题是，在当年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对“阶级敌人”的友善，会给自身带来危险。你必须表现出人性中的恶，否则自身难保。原本常受外婆接济、对我家感恩戴德的乡邻们，突然都横眉立目。我看见街上的泥瓦匠每天在擦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和大刀，平日里老实巴交的乡民，一夜间都变成唱戏的：他们粉墨登场，戴着红袖章，扎着武装带，斜挎着盒子炮，在街上巡回来去，像是在彩排一出惊悚剧。
可是敌人在哪里呢？镇上流言纷飞，某天传说四川万县的造反派要来血洗利川，人们就架起了铁丝网和机枪，还在国道上埋下地雷。某天又是警报尖叫，说苏修的坦克已开到邻县，要我们全体钻山洞备战。还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一群饥饿的知青，洗劫了镇上仅有的一家饭馆的馒头。于是全镇老少大打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把几十个知青全都打倒在街头。
还是说回我自己吧。念小学时，我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可是生性调皮，班主任不喜欢我。于是到小学毕业，学校就不让我继续上初中。没办法，我只好上山打柴。1990年我发表过一个中篇《少年樵夫》，说的就是这段生活。你无法想像那个年代的人，为何要与一个小孩子为难，我差点就变成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混混。母亲一生不低头，唯独为了我去求文教站的站长。是母亲屈辱的泪水，使我重返课堂。
父亲罪恶也可以原谅
从小就目睹这么多暴行，我为什么没有变成一个恶人？今天我常常反省自己的成长道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侥幸。“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是千古争论的话题，我倾向于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善也有恶，一切取决于家庭和社会的教化。在非常年代，即使我们那种偏远的小镇，也会变成血腥的杀场；即使我还是一个幼稚的少年，也险些变成内心充满仇恨的暴徒。
镇上被斗的不是只有我家，当时镇长姓段，他儿子是我同学，所以我知道他家的一些遭遇。有一天早晨，镇长正在扫地，一个造反派端着步枪闯入他家。
大约是喝醉了，造反派喊：“抬起头来！”镇长就抬起头。“砰”，枪响了。
两人无冤无仇，事情就是这样，没有王法，没有理由。镇长无端被打了一枪，所幸没死，后来抢救活了。开枪的人也不是没事，后来判了几年刑，刑满也就放回来了。可是这件事启发了我：原来开枪可以肆无忌惮。
我想起自己也有枪，一把玩具枪。
这把枪是父亲给我买的。上世纪60年代，孩子的玩具枪还很简陋，只是一种有弹簧、可以发射黄豆或小石子的简易装置，也就三五米射程，杀伤力没有，顶多也就把你打疼一点。可是我拿着这把枪干了件大事——我往枪管里装的不是黄豆或石子，而是满满一管石灰。
当时镇上有个“孩子王”，他父亲是革委会主任。这个革委会主任是斗过我父亲的，他的儿子也经常在街上欺负我，见到我就骂我是地主的孩子，高喊打倒我父亲的口号。于是那天我往玩具枪里装满石灰之后，就像古典小说里写的那样，“手有利器，心生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