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全民疯AI的时代？
每当黄仁勋、苏姿丰访台或出现在媒体报导，总是引起台湾人的关注，黄仁勋频频造访台湾夜市更总是媒体焦点。这两位具有台湾背景的科技钜子在全球尖端AI科技产业界崛起，加上台积电在全球芯片市场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在强化台湾作为世界科技岛的民族骄傲和想像。
图片来源：翻摄自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特别是台湾在面对国际局势和中国对台的侵扰野心的现实，似乎已将台积电为首的资讯科技产业提升到国安层级，甚至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数位部的成立、国科会和各大学教学与研究投入大量的经费、一场又一场的演讲和研讨会⋯⋯⋯⋯若说台湾已进入全民疯AI的时代，应该不是脱离现实的夸大之词。
在这种形势下，加上台湾长久以来“重理工、轻人文”的社会价值，以及媒体持续唱衰人文科系平均薪资低落或前景堪忧，电机、资工等AI相关的大学科系成为高中生选择的热门科系，似乎并不令人意外。
人文学科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直把自己台大医学系的身份当作政治红利提款机，在他充满歧视的排比里，文学院系是第六流，艺术学门是不入流，主张裁撤平均薪资低于平均水准的（人文）科系。不知道标榜“理性、科学、务实”柯文哲是根据什么客观逻辑或算法算出不同科系的存在价值。
不可否认，强势的AI的确激化了人文科系长久以来的危机感，以及面对科技冲击的焦虑。大学端尴尬癌发作，一方面担心学生用ChatGPT写报告和论文，令一方面又一窝蜂迎合AI和资讯科技潮流，推行相关的课程和学位。
台湾大学文学院在这学期就推出三门科技导向的跨领域课程，其中包含“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论”。笔者所服务的台湾师范大学更是大器地宣布与台积电合作的学位学程，毕业生保证有应征台积电职缺的“口试机会”。
反思人文学科的“危机叙述”
人文学科真的这么不堪、这么脆弱，真的濒临存亡危机吗？需要（被）结合AI和尖端资讯科技的课程，才能免于灭绝吗？不管是什么，笔者都必须强调必须避免过于简化的因果律，更重要的是要透视“人文学科的危机”从何而来，如何被建构或想像。
不管在国内外，各科系毕业生的待遇落差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工程类毕业生年收入约82000美金，人文类约52000。国内的状况细部的数字也许不完全一样，大致的倾向是医学和工程的薪资优于人文和艺术类。
类似这样的调查设计和统计结果显示某种社会价值观，今年各家的学测落点分析多了平均薪资就是最明显的实证，势必也会影响学生选择科系的考量。这样的趋势也反映出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和教育观，一切以效益为指标，大学科系选择和大学治理也无法幸免，一味追求实用价值，以就业前景为考量。
目前各大学聘任专案约聘和兼任教师越来越普遍，正式职缺可遇不可求，新博士的就业状况更为严峻。政府和大学当局投注在人文艺术科系的经费更是难以和理工科系比拟。
正当政府全力推动双语国家政策，而外语学习也从幼稚园和小学阶段就已极为普遍，高中生选择外语科系就读的动机就更为薄弱，使得外语科系不再抢手，经常与其他人文科系面临招生名额不足的困境，研究所报考人数大幅滑落甚至系所停招也时有所闻。
危机不是理所当然
当我们试图理解人文学科危机的种种成因，我们就不会也不应把危机自然化，不会也不应该把危机看成不可逆的趋势。回顾晚近二十多年，人文学科如同自生发（autopoietic）系统，发展出众声喧哗的样态，数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医疗人文（medical humanities）、后人文学（posthumanities），晚近更有致力整合人文思想与医学理论与技术“神经人文”（neurohuamanities），将演化与分子生物学导入人文地理和生态研究也已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产出。
诸如此类的研究趋势除了展现人文学科回应或抵抗灭绝的生命力（要说是“求生意志”也可以）之外，也显示科技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区分、人文学科的危机是被建构出来的产物，从而被赋予特定的社会、文化甚至经济价值。资本主义不就是一部巨型的危机制造器，而且总是擅长让危机滋生利益？
危机不是理所当然，人文学科的跨领域研究也不是。至少不是为了肤浅地跟上炫奇的时代潮流，也不是像“逛理论”那样一套换过一套理论。人文学的跨领域研究重点在于研究方法、基本预设和价值的反思、突破与生成，像是不断长出义肢的变异过程，不断穿梭于学科的内外界线，自我改造且关怀与介入现实情境。
我们想要建造什么样的科技体系？
面对任何一种新的技术物，全然的科技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立场都不可取，因为它们都脱离不了科技决定论，省略了太多需要被提问和思辨的复杂情境。当中至为关键的是，我们不应该将任何一种科技简化为独立存在的技术物，也不能把它提升到近乎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或所以意义和的终极指标。
应该要问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想要建造什么样的科技体系？AI不只是一种资讯撷取、运算和储存的技术，它在学习、金融管理、住家、交通、军事、组织行为，甚至医疗检查和手术都已有广泛和突破性的应用。
法国当代哲学家史提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2020）提出“器官学”（organology），探讨人与科技物的共同演化，这意味着技术不是被动的工具，而是人类演化主动的参与者。
史提格勒谈的器官包含三个层次：生物与基因、社会与政治、人造技术。任何一种科技物都实质参与和影响人类的身心运作，也都会被纳入社会与政治组织，从而产生特定的实质效应。
从这样的器官学角度来看待AI或任何科技，就不能只是诉诸运算和控制逻辑，而必须反思这种科技启动了什么样的思考、记忆、情感、欲望甚至想像演化，又会对生产模式、人我关系与互动、乃至于公共治理产生什么冲击。
如同我们也需要关注自襁褓阶段就与3C产品密不可分的小孩会“演化”成什么生命样态。平板电脑又会对视觉和触觉产生什么影响，又或是数字化学习科技能否取代实体教学。当再大量的资讯都可以数字化，实体的图书馆还有没有存在的效益，都不买实体书是不是值得说嘴和称许的行为⋯⋯
符号资本主义不是免费的午餐
我们想要建造什么样的科技体系？机器或科技本身不会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不管有多后人类或赛伯格）要将技术物或科技置放于社会、政治、经济、美学、道德和情感的生命世界之中去寻求答案。
台北市政府近日喜孜孜地宣布要结合云端无人机、人脸辨识系统、太阳能动力的地磁设备，建造“智慧”城市的愿景。不知道蒋市府的“智慧”和“情报”有什么区隔（英文的intelligence的确有这样的双重语意），又和中国普遍施行的数位监控或“数位极权”有多大差别，如何避免侵犯隐私和人权的疑虑。
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电影《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向世人揭示不同的科技启示论，科幻大师迪克（Philip K Dick）的小说和包括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唤术士》（Neuromancer）、史蒂文森（Neal Stephenson）的《溃雪》（Snow Crash）等电脑叛客小说都展演了人工智能和科技体系发展自成一体、超出人类社会控制的运作。读者可自行解读这些科技小说和电影的“预言”是否已经在现实中实现。
我们对于AI科技崛起和盛行的理解不应该脱离当前的符号资本主义（semiocapitalism），其运作法则更为依赖符号与算法，生产模式、劳动状态认知与情感模式也更不离符号体系。
这样的资本主义体系看似更为弹性、更有效率，但并不表示剥削就不存在，也许只是外在压迫变得更为隐形幽微，变得更由主体自己驱动，自我变成剥削或压迫的行动者，再加上爆量且迅速跳动的影像和符号，更让人觉得心力交瘁。这样的转变包括韩炳哲（Byung-Chul Han）、布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等当代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里都谈了很多，笔者在此不在赘述。
建造具有人文价值的AI
史提格勒透过他的科技体系论述展望新的社会形式、与科技共生的新方式和新的生命形式，这也是一个理性建构“思考”、“实作”和“生活”三种知识形态的过程。“知识”在这里是焦点，是让人安顿身心、疗愈性的生命知识，而不是工具性的知识。
如果缺乏这样的知识，疲惫不堪的主体将被困在虚无、否定的认同之中，只能以暴力方式发泄他们的愤怒和绝望。我们还能继续觉得抖音世代的问题事不关己吗？为什么川普还有再起的机会？而台湾的民主体制是否浅碟化到只剩下选举？
有关于AI科技霸权，有太多问题还没有被台湾社会思考和讨论，包括什么是“智能”和“记忆”？认知或心智活动除了运算逻辑之外还有什么？有多少人还持有那种“人文学科只需要靠背诵”的刻板印象？记忆和智能除了是数位码在芯片、线路、电流等的人造环境中的装配之外，如何能或不能脱离有机的身体或身体化（embodied）的环境，包括真实的生长经验、情感、人我互动、爱、信任、公义等人性价值？
人文学科的学子们不需要也不可能自外于科技的冲击，也不必抗拒与科技的共同演化，不需要否定科技带来的便利和趣味。看穿危机叙述的意识形态之外，也许更需要学会不要看不起自己。一个高贵的社会不会事事讲求效率、产值或利益，而是会支持一群人整天想和做一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事，但是事实上他们在耕耘一些精神价值，让一个社会或文化能走得长远。
作者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不务正业，致力跨越学术藩篱，毕生最大梦想是台湾人成为有知识、正义感和宽阔世界观的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