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56年，朱镕基与劳安在长沙的结婚照。此时，朱镕基年方28岁，在国家计委任职。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20多岁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
从清华到东北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年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马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消，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据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
按照官方公布的简历，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秘书、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据朱镕基的同事说，朱镕基是时任计委领导人之一张玺的秘书。张玺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而海外有传记说朱镕基是当时计委主席李富春的秘书，此说被朱镕基的同事给予否定。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途、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当时很多同事的肯定。“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听到他认为不合理之处就会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
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时间长达6年，6年中，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核心部门，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计委几乎要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能说这段时间对朱镕基熟悉中国经济没有用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计委工作相对宏观，而经委工作相对微观，但对朱镕基的历练是一样的。”前不久，朱镕基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他对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还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认为，这种熟悉和他在计委的工作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朱镕基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经常看见朱镕基翻看各种资料，还要经常起草文件，偶尔还写经济理论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外语也没有丢。
平静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扰而结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
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分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分子存在，他们就会同党外右派分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