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不但拉近了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心理距离，也刺激了大陆人对香港所传播中国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强烈认同感，也将“香港人是中国人”这个文化观念在大陆人意识观念中根植下来，这也为将来香港社会运动触动大陆普通民众的敏感神经埋下了伏笔：即使再正常不过的公民运动，也会被神经过敏的大陆人视为“港独”和“叛国”。
中国大陆传统文化热潮，正是在从香港输入大量港片和武侠小说背景下形成的（台湾也有一定影响，但处于电影黄金时代的香港，由于影视制作直追好莱坞水准，影响力无疑更大一些）。正是从80年代起，中国大陆也陆续筹拍由四大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引起来巨大轰动。
即使香港并不认同中国大陆的社会制度，其影视作品时不时流露出对极权国家的恐惧、讽刺和调侃，中国大陆观众选择性忽视了这些元素，只把目光聚焦在对于民族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浪漫化想象上。一个普通大陆观众对《国产凌凌漆》里恐怖的极权国家暴力缩影缺乏感知力，却对黄飞鸿或霍元甲，在暴打汉奸和洋人之前，撩起长褂的动作记忆犹新。跟当年《少林寺》引起的轰动效应相似，以叶问为主要形象的武打影片，还因为演员标志性的武术动作，引起中国社会学习咏春拳的风潮。
这种类型片对香港殖民地社会的复杂性描写是一种浪漫化的结果，甚至完全是扭曲的，而且没有触及社会深度（深刻程度远远比不上近十年台湾电影），但是在商业定位上是大获成功的，不但成功塑造出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一众功夫巨星，还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形象传播到全世界。可以说，香港社会自身确乎存在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但正是影视商业化战略（往大了说，是一种行业自发形成的文化战略）的成功，才推动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向中国大陆反向传播。
对于惨遭前三十年混乱蹂躏、刚刚改革开放、但受教育程度极低的中国大陆来说，通过影视作品看到浪漫化的民族主义表达形式，是深入人心的。从黄飞鸿、方世玉、霍元甲和叶问，到“战狼”冷锋的演变，背后是香港式英雄大陆化转变的历程，也是民族主义逐渐在中国大陆重新走向激进和狂热的历程。港片英雄惩恶扬善，一边打击“汉奸”、“走狗”、“卖国贼”，一边打击“洋鬼子”，这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形象，不但在中国落地生根演化成“战狼”，还成为中国激进民族主义分子的效仿对象。这些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在党同伐异的时候也用“汉奸”、“走狗”、“卖国贼”来讨伐其声讨对象。这背后的逻辑，与港片浪漫化的叙事逻辑是一贯的。
港片中最常见的另外两种类型，警匪片和黑帮片，还塑造出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社会，给人一种香港遍地是枪战的错觉：在这种丛林社会里，你要么被人吃掉，要么就去吃人。跟黄飞鸿经常暴打“汉奸”一样，这些都是浪漫化想象。事实是香港社会治安远比中国大陆好，香港社会根本没有什么“汉奸”，也根本没有人上纲上线搞社会运动抓“汉奸”。警匪片和黑帮片，是武侠小说的现代化升级。《古惑仔》系列电影甚至也一样引起中国小镇青年纷纷效仿，给90年代中国社会治安造成不小问题。从中可以看出香港电影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并不只是停留在娱乐和想象层面。这类类型片重新激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到现在普通大陆人还常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挂在嘴上。
在前三十年动乱中，中国人虽然一面高喊反帝反霸权，本国民族主义却销声匿迹，反而“破四旧”运动不断摧毁中国人的文化根基。前三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民族主义野火又死灰复燃，不得不说跟香港“反哺”中国大陆有直接关系。虽然这种“反哺”只是出于影视行业文化战略考量，但是对于丧失共产主义信仰以后的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可谓是正中下怀。早在80年代中期，与日本关系处于蜜月期的中国社会，就已经开始出现反日运动。1989年学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推行“爱国主义教育”。这场“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正式点燃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野火。
前文提到的萧功秦，也是鼓吹用民族主义代替已经发生动摇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吹鼓手之一。这一把民族主义野火，一方面把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推向高潮，甚至还炮制出不伦不类的“国学热”；另一方面也把针对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应激型民族主义推向极端。这种应激型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形式是：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对于假想的外来“敌意”过度敏感，连捕风捉影的事件，随意就定性和拔高到“辱华”和“反华”的高度，引起强烈反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