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战结束后逃难至香港的大陆人人口如此众多，即便他们或者对中国时局感到不安，或直接对中国社会动乱不满，但是到香港以后仍然成为中国政治动乱的延伸。
1967年“六七暴动”，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前，香港历史上最沉痛的一页。香港资深传媒人张家伟在《六七暴动：香港战后历史的分水岭》（2012）一书，反复考证了“六七暴动”与文化大革命关联：“六七暴动”被认为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延伸；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香港的左派大暴动。“六七暴动”的实际发动者，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在中共港澳工委领导下）发动的，是香港地下党组织“先斩后奏”做成既定事实，来响应中共中央的文化大革命号召。1966年底，澳门地下党组织还一手炮制了“一二三暴动”。“一二三暴动”被认为直接启发了香港的“六七暴动”。但这些暴动被左派自我标榜成“反殖民”、“反压迫”。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大陆对香港“六七暴动”知之甚少，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政治避讳：不肯承认中共极左路线曾祸乱香港的历史事实。5 有不少研究也证实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香港的活动要为“六七暴动”承担主要责任。6
“六七暴动”以后，香港社会对中共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恐惧也开始蔓延，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刺激了香港华人群体的民族主义，使这部分人又落入中共统战部门的宣传陷阱：民族主义显然是拉拢海外华人族群的最好手段。
1968年起，香港人发起的“中文运动”诱发了香港社会的民族意识和反殖民主义情绪。此后香港的社会运动长期绕不开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双主线。在香港占最大影响力的国粹派人士几乎完全沦为中共宣传机器。这些人相信，香港所有社会问题都会在回归中国以后自动解决。香港学者卢思骋在研究香港华人族群的民族主义时发现，这些口口声声打着“反殖民”旗号的左翼人士反而不再批评殖民地政府，甚至不关心香港殖民地社会存在的问题。7
香港左翼势力采用的民族主义策略与中共早期做法如出一辙：在没有夺权的时候，煽动民族主义夺权；一旦夺权成功，便弃之如敝履。中共利用香港左派的统战策略，无疑是比较成功的：一边打着“反帝国主义”、“反霸权”、“反殖民主义”的旗号煽动民族主义，一边利用民族主义宣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感，强化香港对中国大陆的情感依赖。
这看起来有一点吊诡：一边是民族主义狂热，一边是反共意识形态普遍，但是香港社会却扎扎实实撞进了中共海外统战部门的宣传口径中。
在文化方面，战后香港社会民族主义氛围也很浓厚，甚至比被共产主义肆虐的中国大陆更像中国。1958年成立的邵氏兄弟电影公司拍摄的黄梅调电影，曾一度风靡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这种轰动效应，就像一场民族主义文化教育。至1958年底，电影《天仙配》甚至在中国大陆也达到1.4亿观影人次。紧接着，1966年邵氏兄弟成功试验新武侠电影，直到1987年邵氏兄弟停产，这股新浪潮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甚至还延续到2000年代。不仅如此，武侠电影也带动了功夫片和动作片的兴盛，这种潮流也大大影响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电影市场。
在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后，经过香港电影引介，重新接触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叙事的中国观众重新祭起了民族主义大旗。1982年香港功夫电影《少林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引发的轰动效应，又像极了一场民族主义文化教育。甚至80年代中国大陆忽然流行起来的“气功热”和“武术热”也像是直接受到《少林寺》直接影响。
不仅如此，随着香港电影进入黄金时代，含有传统文化元素和儒家文化教义的武侠片、功夫片、动作片（比如《黄飞鸿》系列、《方世玉》系列，等等）大量涌入大陆市场，一同进来的，还有以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在这方面，香港影响力大过台湾。
爱尔兰华裔学者吕洲翔在研究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时注意到，民族主义不但是武侠小说兴起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透过这些小说传播和保存的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核心价值观念，比如忠诚、民族大义、牺牲精神、社会正义感、忍耐精神。这些文化元素，不但杂糅著儒家的政治和社会理想，也掺杂进来佛家和道家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