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领诸孙与曾孙合影于江西南昌，1899年。左起：陈方恪、陈寅恪、陈覃恪、陈宝箴、陈封可（陈衡恪子）、陈衡恪、陈隆恪
1895年，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时，把湖南的改革做得非常好，成为全国维新变法的一个典范。很多改革派人士都来到了湖南。梁启超来了，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改革派大将黄遵宪从日本回来，担任了湖南的盐法道，跟陈宝箴一起推动湖南新政。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新政期间也在湖南，后来被保荐入京，做了军机章京。唐才常、熊希龄、经学大师皮锡瑞，当时也都在湖南。一时间，湖南的改革做得轰轰烈烈。
当时的改革有两种流派。以陈宝箴、陈三立、黄遵宪为首的一派，主张渐进改革，需要慢慢来。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激进变革，趁热打铁。熊希龄、唐才常和康、梁、谭的主张相同。
1898年八月初，慈禧发动政变，变法失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被“革职、永不叙用”。陈宝箴的罪名是“滥保匪人”，杨锐、刘光第都是他保荐的。陈三立的罪名叫“招引奸邪”，请梁启超做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就是他推荐的。黄遵宪、熊希龄、皮锡瑞也都受到了处分。
慈禧戊戌八月政变对陈寅恪家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这一年的冬天，陈宝箴一家，坐船从长沙到了南昌，住在南昌一个叫磨子巷的小巷子里。没有经济收入，靠亲友帮助维持生活。
1899年，义和团起来了。慈禧太后一开始是镇压义和团的，后来看到义和团反对洋人，又反过来利用义和团。慈禧之所以痛恨洋人，是因为她最恨的康、梁居然跑掉了。外国人对慈禧政变不但同声谴责，而且还保护康梁，让他们逃避了朝廷的惩罚。
戊戌变法失败，酿成流血悲剧，这件事对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打击特别巨大，对陈寅恪也有深刻的影响。陈寅恪后来写了很多文字，反思维新变法。他同意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的看法，觉得中国的变革应该是渐进的。他觉得，如果当时不是走激进的道路，而是按照他祖父和父亲的方法慢慢变革，按照他们所设计的方案实施，推荐张之洞入朝，带领谭嗣同这些年轻人实施改革，情况会有所不同。张之洞是慈禧喜欢的人，也是改革派。如果他来主持改革，慈禧与光绪的矛盾不会爆发，就不会有八月政变，随后的义和团变乱也就不会出现，也就不会有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如果没有八国联军，就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事变。
在陈寅恪看来，中国近代的历史，从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就走上了一条从激进到激进的道路，这是非常“可堪哀痛”的。
这样的反思，带给陈寅恪的影响，是他研究学问，始终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把它坚持到很少有人能够做到的程度。他的许多著作，包括他晚年写的《柳如是别传》，都渗透有他的这种学术精神。他早年写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研究的是中古文化社会之史。而在晚年，居然写出了《柳如是别传》这样一部史学的巨著，真是学术奇迹。
1945年以后，他的眼睛不能视物了，已经成为一个盲人。后来腿又跌伤，变成“目盲残足”，直到1969年去世。广东有一位陆键东先生，写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写1949年到1969年这二十年陈先生的遭遇。陈先生在眼睛不能看东西的情况下，写了70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柳如是她是晚明一个有名的妓女，号河东君。在陈寅恪看来，她是一位民族英雄，在她身上也秉承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柳如是别传》，表面来讲，是给一个女性作传，实际上写的是明清的文化史和政治史，是“借传修史”。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讲得很清楚，他写此书，是为了表彰我们民族的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被国民党称作国宝，他有充分理由在1948年去台湾。本来去台湾的机票，政府方面都给他买好了，跟胡适一起。但到了上海，胡适去了台湾，陈寅恪不走了。他到南京，在俞大维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到广州岭南大学，应聘作教授。后来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合并，陈寅恪就成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到1969年去世。
中间有个故事，1953年到1954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几次想请陈寅恪先生北上，担任历史第二所所长。但他没有去，学者们有很多考证。但我们不知道一件事，这件事是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中公布的一份材料，从中山大学档案里发现的，是陈寅恪当时对科学院的答复。这个答复由汪篯手录，原原本本记录，陈寅恪亲自看过记录稿，然后拿去科学院。汪篯是陈寅恪欣赏的弟子，北京大学教授。汪是热血青年，面对一个新的政权，他当然也很高兴。他去广州，请陈先生就任第二所所长职务，这是科学院派他去的。陈先生跟他没谈好。没谈好的原因，以刘梦溪对现场的重构，看来是汪篯表现得太过于高兴，陈先生不喜欢这样的态度。
两人没谈好，陈先生就明确讲，我不能去，如果让我去，有两个条件：一，历史第二所不学马列主义；第二个条件，请毛公或者刘公给我写一封信，准许历史所不学马列。我们现在知道了，毛公或者刘公没有给他写这个信，陈寅恪也就没有去。他在给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说做学问，必须以此为准。一切都可以让步，只有这个不能让。现代学者中，能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到如此的高度和纯度的，没有第二人可以和陈先生相比。
就是陈援庵先生也不能和陈寅恪相比。但是，陈寅恪非常看重陈援庵先生的学问。陈援庵两本书的序言都是寅恪先生写的。陈援庵先生最重要的书是《元西域人华化考》，陈先生给他写了序，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他的学问是钱晓征以后的第一人。钱晓征是谁？清代的大史学家钱大昕，字晓征。钱大昕的学问，是一等的。陈寅恪认为，援庵先生的学问是钱晓征之后的第一人。但是在五十年代初，援庵老人也有叫寅恪先生伤心之处。1953年，陈援庵在报上公开发表检讨。陈寅恪先生不喜欢一个大学者这么做，你可以完全拥护一个新的政权，但也不必那么深刻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看了这个检讨，写了一首诗，题目是《男旦》。寅恪先生在这首诗里，对援庵先生的行为虽然有所嘲讽，却从不轻视援庵先生的学问。陈援庵先生有一本书叫《史讳举例》，这是他的绝学。还有一本，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还在用的《二十二史朔闰表》。但陈寅恪先生同时，也并不掩饰他对援庵先生的看法，这是两回事。在坚持研究学问的独立性这件事上，两人的骨头是有分别的。
(内容来自刘梦溪文《那些大师们的学问与性情的故事》，转载时作了编辑整理。)
2024-03-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