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叫汪篯（jiǎn），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应该知道。
1934年秋，清华大学举行招生考试。当时的试题是不分文理科的，所有考生都做同一套题。有个来自江苏扬州的考生汪篯，数学考了满分，总分排名第二。在当年招收的300多名新生中位居榜眼。如果将文理分科排名，他是“学史而数学独得满分”，却又是文科状元。
这样的成绩当然有点傲视群雄，毕竟没有一个考生，哪怕是理科考生，能像他一样数学满分。
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年的数学考卷有一道试题出了差错。所有人都毫无察觉，但是他发现了，并按自己的理解做了修正，还在试卷上作了简要说明。加上其余试题他未扣1分，所以得了数学试卷唯一的一个满分。
汪篯后来成了陈寅恪先生的高足弟子，深受陈先生喜欢。有一次陈寅恪问女儿陈流求说：“你的功课准备得如何？想考进清华大学理科，数学成绩一定要好。你数学上有不明白处，可去请教汪篯先生，他的数学极好。”从内心说，陈寅恪非常赏识数学好的学生，因为数学好的学生思维逻辑性更强。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个数学特别好的考生，不学理科而读了历史，这对他后来的人生悲剧产生了宿命般的影响。
1953年，上层决定在北京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担任主任。研究会下设三所，指定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三人分别出任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史研究所）及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郭、范二人的任命是没有问题的，两人都非常乐意。唯独陈寅恪的头衔，老先生很可能不会接受。如何让远在广州的陈寅恪接受任命，就成了一个问题。
有人想到了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汪篯，他曾经是陈寅恪的学生和助手，很受老师的赏识。派他南下劝说老师北上，应该有很大的把握。于是动员陈寅恪出任所长的重任就落在了汪篯的肩上。
此前，汪篯已经在1950年2月加入了党组织，又在第二年进入马列学院，接受革命思想的教育。对于组织交给的任务，汪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1953年11月，还在马列学院学习的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亲笔信南下广州，拜见已经有几年不见的老师陈寅恪。11月21日晚，他在面见老师时，将信亲自交给了陈寅恪。次日晨，陈寅恪便作出了由妻子唐筼执笔的答复，坦率而坚决地表达了自己不去北京的原因。
汪篯是陈寅恪很欣赏的弟子，当年只有37岁，正是充满热情的年代，面对一个新的政权，他不乏兴奋，并积极投身其中。他去广州请老师就任第二所所长职务，是上面对他的信任，他也相信自己可以说动老师北上任职。
结果出乎意料，他和老师没有谈好。这没有谈好的原因，刘梦溪后来分析，是汪篯表现得太过于高兴，陈先生不喜欢这样的态度。
一个政权的变迁，有很多复杂的东西，文化的、历史的都在里头，陈先生看得很深；汪篯显然做不到这样，所以两人谈不到一处。陈寅恪后来只能明确讲，我不能去，如果让我去，有两个条件：一，历史二所不学马列主义；二，请毛公或者刘公给我写一封信，准许二所不学马列。这当然是上面不能答应的，所以陈寅恪也就不愿出任所长。
他在给科学院的答复中，重申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他说做学问，必须以此为准，一切皆可以让步，只有这个不能让。在现代学者中，能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到如此高度和纯度的，没有第二人。
汪篯没能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不免失落，也心有不甘。他想再等等，希望老师回心转意。为了让汪篯打消这样的念头，10天之后，时间是12月1日上午，陈寅恪与汪篯作了一次正式长谈。汪篯如实记录下了陈寅恪自述的对科学院的最后答复，谈话结束时，陈寅恪叮嘱汪篯说：“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带着这份答复，汪篯失望地返回了北京。他不但没能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还失去了做陈寅恪学生的资格。老师在答复中说：“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
此后师生二人再无见面。
1966年，所有人同时置身于一场运动。先是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后来拓展开来，也批翦伯赞、汪篯宣扬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让步政策。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运动迅速升级。6月1日这天，《光明日报》发表题为《翦伯赞是怎样积极卖身投靠蒋家王朝的》文章。仅隔一天，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文章说：“他们叫嚷反动阶级的所谓让步政策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劳动人民和农民战争的伟大作用一笔抹杀。他们歌颂的，只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帝王将相。他们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这些权威，有的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的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边缘。”
这种定性，已经上升到了敌我矛盾。与此呼应，在北大校园内，被第一个揪出来开刀祭旗的便是历史系教授汪篯。他早已不是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和著名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了。早在他南下劝说陈寅恪北上无功而返后，他便失去了郭沫若等科学教育界高层人士的信任。随着《光明日报》对汪篯的点名批判，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直接盯上了汪篯，在他居住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翌日，当造反派前来检查时，发现贴在门上的大字报竟变成了几块碎片散落在地。关于这一变故有两种说法：一说大字报是被风自然吹掉的；另一种说法是汪要出入房门而不得，盛怒之下便把大字报撕扯了下来。愤怒的造反派根本不加分析，便异口同声谴责汪篯仇视文革，蓄意捣乱，企图阻止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
昔日的学生们个个面目狰狞，勒令汪篯低头认罪，并找来浆糊将大字报贴好复原。汪篯迫于无奈，只能一一照办，但内心深处却无法忍受革命小将对他的羞辱。士可杀，不可辱的古老遗训，不断啃噬着他的灵魂。就在当天夜里，汪篯决定以死抗争，维护做人的尊严。他喝下了原本用来杀虫的“敌敌畏”，没想到毒性发作后，令他痛苦不已，他在房中一边号叫一边以头撞墙。这惨痛绝望的叫声惊动了隔壁邻居，大家相互招呼出门施救。但汪篯显然是抱定了必死之心，从里边反锁了房门，众人无法进入。待大家强行把门撞开，进入房间时，汪篯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留下任何遗嘱。他是在默默无言中走的。
汪篯生于1916年，死于1966年，年仅50。
2024-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