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NR）近日独家报导，“解谜”去年4月蔡英文过境纽约，为什么纽约市长亚当斯没有出席侨宴，关键恐怕就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曾致函亚当斯，“敦促”他：“当蔡英文抵达纽约时，市政府应避免与她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
我们可就这封信函回溯几个事实。第一，“领事”是政府派驻外国，以保护本国海外公民及法人合法权益的官员，所以就身份上，黄屏以总领事（国家外交人员）身份去信纽约市长（地方首长），要求对方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不要见蔡英文”，遂显唐突。且2022年，美国反情报官员才在一份报告中，警告中国正以公开兼及秘密手段升级游说活动，试图进一步影响美国“地方政府”和民间企业的决策。照此报告，黄屏致函亚当斯“排拒台湾总统”，确实可为追加的例证之一。
其次，或许就是为避免被质疑直接干预内政，所以，根据《国家评论》报导，黄屏这封信除了用词“相对委婉”（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馆发信给国会议员，几乎是直接“威胁”他们不要和麦卡锡一起会见蔡英文），且是透过领事馆人员将信递交给亚当斯的高级顾问格雷科，再由她转呈一名纽约市国际事务专员和亚当斯的另一核心顾问。后续，虽然依照“纽约州资讯自由法”，外界仍无从得知亚当斯对此信函如何裁示，但实际结果就是，亚当斯选择缺席了蔡英文的侨宴，同一时期，亚当斯则参加了在黄屏官邸设宴的晚会。《国家评论》认为，这一信函，明确揭露了中国共产党确实正在影响主要国家的地方官员，并使之成为在全球舞台上更广泛孤立台湾的重要工作。
第三，格雷科何许人也？不就是长年受到亚当斯赏识，并为其重要募款者的华裔人士“郑褀蓉”。前不久她因为住家遭搜索登上新闻，纽约检方和联邦调查局目前也还在调查她背后的“政治募款”。从选票（华裔圈）、钞票（募款），到转交黄屏的信，郑褀蓉屡屡为亚当斯“搭起中国的桥梁”（只是如今却俨然变成亚当斯的烫手山芋），《国家评论》这次报导，等于是把这第一、第二、第三串联起来，并呼应了美国反情报官员当初那份报告的示警。
那么，《国家评论》的解密和侯友宜又有什么关系？犹记得去年4月、8月，蔡英文、赖清德相继以过境模式短暂停留纽约，都因为没有见到亚当斯，而被指“美方接待规格不如预期”，直到9月，时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的侯友宜也造访当地，却能“巧遇”亚当斯，还成功发布一张两人见面握手的“宣传照”，遂有蔡、赖都见不到，唯独侯友宜见到了的赞许出现。
就后续台湾媒体“内幕”报导，侯友宜和亚当斯之所以能“巧遇亚当斯”，主要是由前中华公所主席于金山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居间安排，如此，他们似乎比民进党或台派人士更有本事。而今《国家评论》的报导，便说明了亚当斯“不见蔡英文、赖清德”，背后当是受制中国总领事黄屏的那封信。
关于“台湾总统过境纽约会见纽约市长”的象征性，民进党（包括其支持者）确实带有促成“常态”、“惯例”或“通案”的想望（即使是国民党籍总统到访也应该），中国总领馆发出的信就是在阻挠它发生，但纵使今天被排斥，大家明天仍有继续奋斗的动机。而国民党安排“侯友宜巧遇纽约市长”，显然是着眼“个案”、“特例”，并以“独厚国民党”去反衬民进党做不到为诉求，如此自然大幅降低了抵触中国总领馆在地使命的可能，所得反对力量也就小得多（以选举考量说不定还默许乐见）。
2018年，布鲁金斯学会曾在一篇期刊中结论写下：“中国对美国国内政治构成的挑战是真实存在的，需要认真、清醒的辩论。廉价的言辞只会拖延讨论，并浪费政府（政党）在应对日益严峻挑战时的信誉。”四年过去，现况（包括本次《国家评论》独家报导）就是不断在证明这句话所言不虚。而若把上述文句中的“美国”置换成“台湾”，其实一字一句也都是如此适用。
或可这么说，没有中国出手“挡”，将蔡、赖成功隔绝于纽约市长之外，于、夏何以仅仅藉“巧遇纽约市长”，就能将它当成一张“侯友宜访美好牌”？读完《国家评论》报导，回头再看侯友宜当初“巧遇”纽约市长，那还算是件“光彩”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