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1日，我怀着好奇和自豪的心情走进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校门。在我就读的那所平民小学，我和小惠同时考上了女附中，成为200多名应届小学毕业生中能给学校增光添彩的孩子。我们的小学以每年能考进男四中和女附中的学生为荣，因为是凤毛麟角，有的年份还会剃光头。
女附中的校园很大，教室都是楼房，即便是平房，也都高大宽敞气派。校园里有许多树，我能认出其中的钻天杨、洋槐、枣树、核桃树和柿子树，东楼后面还有一个果园，种的是桃树。
开学第一天在大礼堂给我们训话的教导主任刘秀莹老师出口成章，声音悦耳，像是电台的播音员。当我胸前戴上白色珐琅质的校徽，摸着上面七个红色毛体字“北京师大女附中”，心里别提有多美啦！
没想到我的自豪感很快就荡然无存。全班45人个个都是拔尖人物，小学里不是大队长就是中队长，和大家比我觉得自己处处不如人。初中一年级的代数应用题特别绕脑筋，尽是些狗追兔子、鸡兔同笼，读起来像微小说，做起来像迷魂阵。
一次数学竞赛，应用题除了狗追兔子，还有人在水里追漂远的军用水壶，我立马蒙灯，只能留下空白。成绩出来，最好的同学得了90多分，既教代数也兼班主任的张老师，老远指着我说：“你，60！”那一刻的耻辱刻骨铭心，至今难忘。当然，还有比我更糟的，一位小学当过大队长的同学，因为不及格一直趴在桌上哭，把脸都哭皱了。
升到初二，学习刚缓过气来，学校开始加强阶级斗争的教育。永远要站稳立场，分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家庭出身突然显示出重要性，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是最好的五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是最坏的五种。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是可以教育和团结的对象。
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孩子，知道了党的阶级路线叫作“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现”。什么意思呢？第一，阶级出身是重要的，不同的阶级会打下不同的烙印。第二，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只要表现好也可以加入革命队伍。
班里出身好的同学，一到15岁，就自然加入共青团。她们入团的会议是不公开的，但是她们的名字和入团的消息会出现在黑板上。
女附中一直是国家领导人、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女的首选学校，她们也都是凭考分进来的，个别落榜的，会在下个学期转学进来，每个班都有这样的插班生。
前几年听说一件事，高年级某班有个高干子女人缘差，迟迟不能入团。卞仲耘校长找团支书谈话，让她们通过那个同学入团，结果，她们口头答应，后来还是不同意，最终也没有让那个同学入团。都是高干子弟，谁怕谁？
对于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学，入团就有了难度，刻苦读书，学习雷锋勤做好事，经常写思想汇报，是少不了的。有的还把日记送给团支部委员看，有的会在星期日专程跑到团干部家里去汇报思想。而出身不好的，譬如资本家、右派、反动军官家庭，你把思想汇报写成书，入团也没有指望。
偶尔听说哪位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光荣吸收入团，首先会表扬她和家庭划清了界限，意味着不知交了多少份批判揭发父母罪行的思想汇报。我班出身不好的同学文革前没有一个人入团，年纪小，考验的时间不够长也是原因。
新学年一开始，学校会单独组织干部子女开会，我们班干部子女不算多，大概有十二三个。我的同桌叶维丽，父母都是三八式，在新华社供职。她曾在自己的一本口述实录《动荡的青春》中写道：“那次开全校干部子弟会，班上大部分同学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动椅子时动作尽量轻，感觉有点儿不自在，平时都是挺要好的同学，怎么就这样把人划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常我们经常在一起进进出出，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没动，我走时心里有些歉意。”
叶维丽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干部，家族中几位长辈更是我国思想文化界、科学界著名的人物，这样的家庭氛围，使得她从少年起就具有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意识。
加强阶级教育，请旧社会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做忆苦思甜报告，也是一项重要活动。有时是全校性的，有时是班里自己组织。听忆苦思甜报告，有的同学会跟着主讲人哭，也有的趴在桌子上把脸埋起来，好像哭得更厉害。我个子高，总是坐在最后一排，看得很清楚。
记得有一次忆苦思甜刚下课，一位同学就从前排座位冲到我面前，指着我鼻子严厉质问：“你为什么不哭？”她对我的类似指责时有发生，我心里特别怵她。文革初期她成了班里的“核心小组”成员，立即创造条件组织了全班对我的批判、斗争和孤立。
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词，叫作“阶级报复”。出身不好，如果胆敢冒犯上述“红五类”，弄不好就给你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在法院宣判罪犯的布告上，时常可以看到“阶级报复”这项指控。出身不好，生就的贱民，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血统论和等级观念的根基已经坐实。
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在15岁到16岁之间，常常在报纸社论或批判文章中看到这几个字，它让不谙世事的我浮想联翩。
说实话，我特别喜欢那些文章铿锵有力的节奏和犀利的文风。我对政论文的喜好大概是从“九评”（中共中央反击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9篇政治评论，第9篇最著名）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年以后才摒弃。
初三那个学年，我们的作文课学习的是议论文，议论文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断。教我们班语文的老师叫柯莱，听上去是个作家的名字，或许柯老师年轻时也做过作家梦吧？老师须发灰白，不苟言笑，说话带着胶东口音。写叙述文成绩平平的我，时来运转了。我的议论文得到了柯莱老师的赏识，几乎篇篇都是范文，每堂作文课一上来，老师就在全班学生面前带着胶东腔朗读我的作文。
后来，念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或许是对议论文的偏好，使我对“社论”特别关注，喜欢里边一环扣一环的逻辑，也关心暗示性很强的句式，譬如，山雨欲来风满楼，隐隐带来的是紧张、激动和不安，或许还有期待。
初中三年级留给我的记忆碎片，是看了不少被批判的电影，譬如谢芳主演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全是宣扬小资情调和阶级调和论的大毒草。《北国江南》《不夜城》《林家铺子》《抓壮丁》《兵临城下》《红日》等等电影各有各的罪名，譬如投降主义、卖国主义、阶级调和……等等，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这些当年是大毒草的电影，如今均被视为经典之作。没错，那样一群大师级的编、导、演，是不可能复制的。
我们就要初中毕业了，政治时局也越来越紧张。学习、讨论报纸社论，加进了期末的课外活动当中，后来则是整堂课的学习和讨论。先是通读、学习姚文元的长篇大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也是历史学家。他奉上之命写于几年前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被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要害是罢官。谁被罢官了？彭德怀！敢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不是向党进攻吗？
与此同时，批判的矛头直指“三家村”，与吴晗有关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另两位成员是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邓拓和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长的廖沫沙，他们联名写的杂文《三家村札记》，我们一篇一篇地念，念完了就捕风捉影地分析，那句话影射了党和领袖，然后就上纲上线地批判。那或许是中学生在文革大爆发前夕的演练吧？
接着，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也变成了反党集团，被华北局进驻，改组。好家伙！原来，阶级敌人不光是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代理人早就潜伏到党里面了。
我的学姐、1967届高中生罗治保存了文革初期的笔记。在她的笔记里，记载了1966年5月12日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全校做的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卞校长指出，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关系着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们党当前第一大事，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这场斗争是看每个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试金石。她还对运动的要求、方法和学习文件做了具体说明。卞校长绝想不到，85天之后，她会被自己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殴打折磨致死！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席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卞校长在女附中的提前动员，想必是上面的“内部”部署，先走一步。
那时，初中毕业要经过两次考试，毕业大考和升学大考。毕业大考已经结束，所有的课程都进入了自己复习的阶段，课代表会把问题集中起来，请科任老师集中解答。再过两周，就要中考了。
6月1日上午，我们照例坐在教室里“自习”。最后一堂课时，教室里的扩音器破例响起来。学校用广播的方式召开全校大会，传达各种通知，我们习以为常。但是这次不同以往，开场白“重要通知”后，在鸦雀无声中等来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播音员是夏青，国家广播电台的王牌。
现在依旧能够体会当时的心情，我头皮发紧，全身僵硬。第一次听到牛鬼蛇神这个词，莫名的激动、紧张和不知所措让我和全班同学都紧紧地闭着嘴巴，生怕自己的心从里面蹦出来。
那天，当我们忐忑不安地收拾书包走出学校大门时，自己并不知道，我们这辈子再也回不到中学课堂了。等待初中毕业的我们，在学校等了整整两年。
2014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