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4年3月25日，数百人聚集到贝赛一个被租霸占领的房子前，支持市议员帕拉迪诺（Vickie Paladino）的保护房东的努力。（施萍／大纪元）
根据4月17日《大纪元时报》报导，去年3月，纽约王后区新鲜草原一位九十几岁的房东，把房子租给从东欧来的一家人，结果这家房客只交了一个月的押金和一个月的房租，就再也没交过钱，却一直住到现在。房东已经损失了3万多美金，迄今依然赶不走这样子的“房客”。
美国的“租霸”现象
关键点就在“房客”这个身份，根据纽约法律，租屋者若住进屋子“30天”就获得“房客”身份，受到法律的保护，成了难以撵走的“租霸”。
3月26日《大纪元时报》也报导纽约另一起“租霸”事件，也是房客拿着看上去很好的收入证明，按期缴了一个月的房租后，就露出“租霸”嘴脸，从此再也不交租金。房东委托律师上法庭打官司、叫警察都没有用，因为法律保护房客，逼得房东们集会呼吁要求“法律公正”。一位发言者说：“纽约州为什么有这么多荒唐的法律？没有一条是具有正确的价值观的，完全都是黑白颠倒的法律！我们中产阶层在纳税，在支持这个国家，但是我们这些勤奋的市民反而受到压迫！我觉得这对民主社会来说是一种非常荒唐的、荒谬的事情。”
记得去年4月12日《大纪元时报》也报导加州奥克兰市阿拉米达县，自2019年实施“禁止驱逐租客令”，许多租客滥用该禁令，拒付房租，欺侮房东。许多房东们，三年都没收到房租，还要缴贷款、房屋保险、地价税、维修费等等。于是小房东们站了出来，将自己的遭遇告诉社会，向政府要赔偿，要求政府负责解决。
加州和纽约州都是左派社会主义者主政，举着“保障弱势、公平正义”的旗帜，实施保护弱者的法令。“房租管制”和“最低工资”是两项最典型的办法，就前者来说，不论是理论或事实都得到“弊大于利”的结果，非但房东受到损失，房客也不容易租到房子，而新建房屋少，既有房屋残破老旧。1948年一位法国记者Bertrand de Jouvenel所描述的“巴黎房租限价”实例就已凸显出来。故事是这样的：
巴黎最后的房东
1946年，在巴黎租一个房间的价格只要一块美金（1946年物价），一家六口的典型租金约等于11包香烟。巴黎人平均每月花在娱乐的费用，远超过三个月的房租。房租一直都低于收入的4%，通常是1%左右。需租屋者应会说：“太好了，有这么低的房租！”但，“慢着，别太高兴。想租房子吗？门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巴黎的房子是“无价之宝”。
实情是：“房租是低，但却租不到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房租之所以低，是因为政府的限价政策。政府为了贯彻这项“德政”，除规定房租上限（远低于市价）外，还订了辅助措施，此即“保障现住户，不准任何人剥夺房客住的权利”。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规定，房东很容易与新房客订定秘密契约，那“限价”将名存实亡。
由于房租太低，没有任何房客愿意让出房子。于是，获得房子的唯一办法就是“等死”——年轻的夫妇必须与年老的父母同住，等待接收。蹒跚的老人外出散步晒太阳时，每个人都希望是获悉“不幸事件”的消息的第一人。因为获居住权利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经由合法的途径请求政府的许可，但获得许可的人往往发现同时有许多人也获得许可。于是只好用另一种方法：根据保护现住户的规定，“只要你在，你就是这个城堡的国王”。因此，只要能与老人的继承者共谋，在不幸事件发生后，立即搬入一件家具，你就是现住户，从此一劳永逸。
这些共谋者当然会得到相当大的好处，但这种“好处”房东无法享有。于是，在1946年以前的十二年间，巴黎没有一幢新建的房子。既有的房子则极为破旧：82%的居民没有洗澡设备，一半以上的住户要外出找洗手间，五分之一没有自来水，只有六分之一的房子还“情况尚佳”。
有一位女士拥有三幢房子，共有34户房客，全是中产阶级。她一年的房租收入，扣除维护费与税捐后，是“负”八十元。她的儿子不但要服侍母亲，还每年要替她支付那八十元的房租亏损。
剪不断理还乱的“房租管制”
这篇文章在1987年就被张清溪、许嘉栋、刘莺钏、吴聪敏四位台大经济系教授，以“巴黎最后的房东”为题引述在他们合著的第一本“最本土化”入门经济学畅销教科书中。他们还提出了六个问题：
1.为什么不将房子卖掉？
答案是：谁愿意接这烫手山芋？
2.为什么不赶走房客，收回房子？
答案是：法律不准。法律保障现住户。
3.可以不予以维修，任其倾颓吗？
答案是：小心！万一屋顶漏水让雨水损坏了房客两把扶手椅子，房东就要被控虐待房客，还要赔偿损失，而两把扶手椅子的赔款等于三年房租。
4.为何不好好翻修？
答案是：1914—1946年间，租金涨了13.2倍，修缮费涨了120—150倍，但房租只涨6.8倍，怎么修怎么不划算。
5.为什么不盖新房子？
答案是：除非房租提高10倍，否则收支不平衡。
6.为何不将“房租管制”废除呢？
答案是：全国房客齐声反对！
其实，关于“房租管制”的谬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和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蒂格勒（G.J. Stigler）两位教授，在1945年就合写一本名为“屋顶或天花板”（Roofs or ceilings）的畅销小书，大大地嘲讽一番，而八十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房租管制”政策却不减反增。
可怕的“合法掠夺”
法国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与作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在1850年写的《论法律》这篇文章中，就以“合法掠夺”形容这种现象。他说：“法律有时会与掠夺者站在一起，甚至会亲自进行掠夺，好让受惠者免于羞耻、危险与良心不安。法律有时会动用法院、警察、治安人员与监狱体系为掠夺者服务，当被掠夺者起而为自己辩护时，反而成了阶下囚。简单地说，这就是所谓的‘合法掠夺’。”他举出1850年代所进行的合法掠夺的组织掠夺计划，如：关税、保护、分红、补贴、诱因、累进税、义务教育、就业权、获利权、薪资权、救济权、生产工具权、无息贷款等等。这些计划的共通点在于它们都是合法掠夺，全都是“社会主义”主张的措施。这种“合法掠夺”比起“法外掠夺”更可怕，也就是民间传言的“白道比黑道更可怕”之写照。原本大家会以为这种掠夺是“保护有钱、特权”而欺负、掠夺“穷人、弱势者”，其实它是一种全面性的掠夺。
让我们吃惊的是，巴斯夏举出的这些一百七十多年前的掠夺计划，今天不但未消失，其名目还在不断增加，不也就是“历史的教训就是从未由历史得到教训”吗？何时能清醒过来呢？人类啊！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