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核武牵制苏联
自从引人注目的柯西金─周恩来机场会谈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预计华盛顿或许会出于对中、苏两国关系即将缓和的担忧心情，对此会作出反应。他们显然认为这种反应将有利于中国。然而，数周过去了，美国并没有作出什么引人注目的反应。
中苏对峙战略牵制
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曾经指出，就美国同互相对峙的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而论，与中国结盟是个稳妥的战略，因为“在两个互相对立的伙伴中，最好是同其中的弱者而不是强者结盟”。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将此观念运用于如何对待稍后发生的中、苏核危机。
早在苏联驻美国大使于8月20日奉命紧急约见基辛格，探询美国对苏、中两国发生战争的立场之后，尼克松总统已经表示，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为中国可以牵制西方最大的敌人苏联。他认为，只要美国坚决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对中国发动核袭击。随后，美国通过各种途径，或者向中国间接警示莫斯科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的威胁，或者向苏联直接表示反对向中国发动核打击，理由是随之产生的核污染将危及美国驻亚洲的25万军队的安全。
随着苏、中核对峙日趋升级，核大战一触即发，美国觉得有必要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介入两国纷争，否则，不足以遏阻这场迫在眉睫的人类浩劫。于是，美国直接付诸异乎寻常的针对苏联的军事行动，实施军事威慑。
美核导弹震慑苏联
据中国资料透露，北京几乎很快获悉美军已经发生“异常情况”，也明白华盛顿已经命令亚太地区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当时北京并不知道，白宫除了命令驻远东美军处于“全面戒备状态”，还正在秘密地准备将战略空军司令部置于核戒备状态。稍后，尼克松总统授权以业已被苏联破译的一套密码发出命令，将战略空军若干部队置于针对苏联的核戒备状态的“情报”故意泄露给苏联知道。另外，白宫经由权威渠道已经通知苏联驻美国大使，中国的利益与美国有关，如果苏联向中国发动核袭击，美国将参战，向苏联一百余座城市和军事基地实施核打击。截至10月中旬，这些信息均已传至克里姆林宫，给那些狂热的苏联领导人泼了一桶凉水。
犹有甚者，10月25日，几乎三分之二的美国主要的战略轰炸机群奉命满载核弹从战略空军司令部机场跑道上紧急起飞。数年前，斯科特●萨甘和杰莱米●苏里在《国际安全》季刊上撰文，论述那段引人注目的历史：“10月27日和29日，18架满载核弹的B-52轰炸机在北极极冠上空连续飞行了18个小时。这批轰炸机往北飞行，沿着加拿大海岸飞向苏联，以椭圆形的飞行轨迹朝着苏联方向飞，然后返回美国。”这样，美国直接以战略层次的军事行动，向莫斯科明白无误地表明了美国决不容许苏联对中国发动核袭击的立场。
同时，尽管中国军队早已进入了戒备状态，美国却不予置理。显然，美国以核打击力量对苏联施加的军事压力是单方面的，是十分有利于北京的。美国的这个倾向在11月变得更加突出了，因为华盛顿告诉中共外交部，美国第七舰队将停止在台湾海峡的例行巡逻，至此，持续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福摩萨巡逻”终于结束了。为此，周恩来欣喜若狂。他马上对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美国的大)门了。”毛泽东相信，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牵制苏联的重量级伙伴。
美中示好危机消弭
为了让美、中关系改善有个好的开端，周恩来下令释放由于从香港驾驶游艇侵犯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两名美国人。12月4日，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他认为必须与美国人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以便“在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他说，这种谈判将“增加苏修疑虑，扩大美苏矛盾”。毛泽东表示同意。
由于美、中关系业已改善，北京可以倾注全力对付苏联了，全军作战部队仍然保持着全面戒备。12月20日，周恩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讲话，首次表露了乐观的情绪：“目前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近两个月以后，即1970年2月13日，他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政府的军事预算主要是用来对付苏联”而不是对付中国的，暗示美国的行动将越来越有利于北京。
尾声
周恩来以及总参前指负责人还是经常隐藏在京郊地下防核掩蔽所内，日常活动自然受到了限制。从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毛泽东一直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内的梅岭一号。这是他在武汉住得最久的一次。鉴于一场核危机已经烟消云散，他就离开武汉了。
1970年2月中旬，周恩来终于回到他在中南海的住宅。不久，总参前指负责人也回到他们在总参的办公室。可是，在三北地区野外露营的数十万部队却没有这么幸运，直到1970年4月24日，军委才姗姗来迟地发布了《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允许他们回到军营。估计就在这个日期的前后，军委批准二炮各导弹部队恢复经常战备状态。
作者薛理泰为旅美学者，前斯坦福大学国际战略安全与合作中心（CISAC）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