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文字狱案，拉开了疯狂的“十年浩劫”文字冤案的序幕。
所谓“三家村”，其成员有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三人在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刊物《前线》杂志上，以“三家村札记”为栏目，化名马南星，连续发表敢于讲真话的文章，谈古论今，议论风生，名重一时。但其时业已“通天”的姚文元率先发难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大抓“三家村”式的“反党小集团”。几百号人的基层单位，也应时大抓“三家村”分店。其打击对象多是舞文弄墨的笔杆子，当然也包括有所谓“反党言行”的普通群众，反正凑够人数即扣上“三家村”的帽子，罪名皆可用“莫须有”来概括。
“三家村”的三位当事人在受迫害中更是首当其中。
邓拓，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侯补书记。
邓拓被控为“三家村”黑店的掌柜。
1966年3月，北京城同往年一样，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但一股看不见的政治空气却与大自然的气候显得极不协调。31日，康生从上海带回了“最高指示”，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燕山夜说》和《三家村札记》。
会后，邓拓被勒令在家停职反省。不准外出。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邓拓写的文章总共一百七十一篇。
1961年3月21日，邓拓发表了以倡导掌握更广博的知识为主题的文章《欢迎杂家》。文中写道：现在我们如果不能承认所谓“杂家”的广博知识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那将是我们的很大损失。
姚文元声称他抓住了这篇文章的要害就是“领导工作”。然后无限上纲。姚文元写道：很清楚，从上面邓拓的话看，这个“杂家”就是那些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地主阶级分子及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就是一小撮政治面目不清的人物。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正在拼命地混进来或爬上去，篡夺各级的领导岗位，改变无产阶级专致的性质。
姚文元又写道：邓拓要我们重视“杂家”对“领导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党向他们开门，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杂家”来夺取各种领导工作的领导权，同时抓取“科学研究”工作即学术界、思想界的领导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舆论。欢迎“杂家”这个口号，是“三家村”为了支持剥削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提出的。
姚文元对“杂家”二字这么一注释，再来个无限上纲，轻轻松松一篇杂文，便成了一篇杀气腾腾的反党文章了。邓拓当然也就成了妄图篡党夺权反党分子。
邓拓另一篇文章《堵塞不如开导》，讲的是鲧和禹治水的两种不同方法：一个是堵，一个是导。前者完全违背了洪水奔流的自然规律，其结果只能失败；后者符合自然的规律，结果胜利了。邓拓以此希望人们从中能领悟一些古人的经验教训，凡事都要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成功，否则就要失败。
姚文元抓住文章中“积极开导使之顺利发展”这半句话，从另一句中找出“一切事物”四个字，拼接成一句话加以批判。并对“一切事物”解释为包括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黑暗的事物。经姚文元这样一拼接一解释，邓拓便成了要求我们对“反社会主义的事物也不要‘堵塞’，也要“使之顺利发展的”的资本主义势力的“开路先锋”了。
真是风马牛不相及。欲加之罪，竟用了“移花接木”法。
邓拓另一篇文章《说大话的故事》中，引用马谡真人真事和季孙氏、赵国方士的故事，井借用管仲的一句名言：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意在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邓拓写道：……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姚文元抓住《说大话的故事》《多学少评》《两则外国寓言》《爱护劳动力的学说》《一个鸡蛋的家当》几篇，诬陷邓拓利用这些文章刮起反党妖风，诽滂和诬蔑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咒骂党中央，妄想推翻党的总路线，为企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分子的政治需要服务；利用由于严重自然灾害而产生的某种经济上的困难，集中掀起一股攻击总路线的黑风。
邓拓被扣上好几顶大帽子。
邓拓被扣的帽子包括以反对说大话，行反对大跃进之实；攻击大跃进是“吹牛”、“升虚火”、“发高烧”……
这种形势下，邓拓预感到，他在劫难逃了。
进入五月份，形势更加险恶，仿佛北京城要炸裂一样。声讨之声，如雷贯耳；翻开报纸，每天都有通栏标题：《坚决同邓拓斗争到底》《铲除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三家村”黑邦是民族败类》。打开收音机，从早到晚也尽是“彻底铲除”、“愤怒声讨”之声。这分明已经远远超出思想斗争、学术讨论的范畴。
5月16日，更大的打击降临到邓拓头上。《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中宣称：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混进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
“叛徒！”邓拓看到这顶吓人的帽子，一下子昏了过去。
经过一天的熬煎，即5月17日深夜，在一家人熟睡之后，邓拓拿起笔，写下自己最后的“申辩”，称他的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
信中流露出，他在狂风暴雨般的批判声讨声中，已萌生了轻生的念头。紧接着，他给妻子写了封绝命书。信里说：
“我因为赶写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得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脱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5月18日凌晨，邓拓自杀，以死做了最后的抗争。
火化时，邓拓用的是假名。除亲属外，谁也不知道白色被单里裹的是什么人。
吴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吴晗被控是“三家村”黑店的另一个代表人物。
吴晗是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各种报刊杂志对吴晗实行围剿。这些声讨文章说：庐山会议前夕，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庐山会议后，我们党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吴晗又写了《海瑞罢官》，实际上都是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很显然，吴晗在为被党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
一场文字狱案就这样降临到了吴晗头上。
1966年3月，中共北京市委做出决定，要吴晗化名李明光，到北京市郊昌平县大东流公社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市委的这项措施，意在让吴晗换个环境，使他免遭“文斗”之苦。在农村，吴晗每天都能从广播里听到声讨之声，不是“砸烂”，就是“打倒”。吴晗下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回北京，在民盟接受批判。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从此，从围剿吴晗、《三家村》，扩大到在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揪《三家村》、《四家店》，揪各级所谓的“走资派”。斗争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是以报刊杂志为阵地，进行所谓的“讨论”，演变扩大成以“批斗台”、“揪鬼台”为阵地，进行愤怒声讨式的“文斗”。很快，这种“文斗”不过瘾了，又迅速发展进化为以揪斗，毒打，坐“喷气式”等各种形式的武斗。
1966年6、7月份以后，吴晗几乎每天都被拉出去批斗、揪斗、毒打。起先还文明点，只是在台上低头认罪、接受批判；不久，他就坐上了“喷气式”，并遭毒打，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头破血流。
当时，毒打所谓的黑帮分子是不分场合的。有时在批判台上拳打脚踢，有时在临上批判台前在台下先打，给你个下马威，还有在路上打，在关押的地方打，在家里打。总之，随时随地可以批、可以斗、可以打。
1968年3月，吴晗被冠之以“叛徒”的罪名逮捕入狱，但他的悲剧并没有至此结束。在狱中，法西斯式的毒打审讯，使吴晗旧伤痕上又添新伤痕，而且由于挨打造成的内出血，使他说话呼吸都十分困难。
1969年10月11日，残酷的虐待使吴晗口吐鲜血，猝然死去。时年60岁。
吴晗惨死了。他的家呢？用四个最通俗的宇就可概括：家破人亡。
吴晗被关进监狱后，百病缠身的吴晗夫人袁震被强行送进劳改队，并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小浴室里。精神的重压、病魔侵袭、和法西斯的待遇，她很快垮了，全身瘫痪不能自理。仅靠年仅13岁的女儿小彦照顾。小彦每天要奔波几十里去照料母亲，还要照顾弟弟，还要替妈妈干分给“黑帮”的活。
1969年3月，袁震才被允许由两个孩子接出治病。当天半夜，袁震病情突然加重，两个孩子忙把母亲送到医院。可袁震是“大黑帮”吴晗的夫人，医院未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致使袁震病情急骤恶化，开始昏迷不醒。3月18日清晨，袁震从昏迷中苏醒，她想喝口稀粥，儿子小彰赶快去找粥，粥还没找来，袁震已经停止了呼吸。
小彦担起了照料弟弟的生活担子。
生活上超负荷的磨难，使小彦那脆弱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了。1973年6月，小彦患了精神分裂症。发病时，逢人便说：爸爸没有死。或见人就问：人要是死了，还会流泪吗？她将母亲的骨灰盒放在床头，日日哀悼。1975年8月，小彦给中央专案组写信，提出：给吴晗作结论，要吴晗骨灰，发还抄去的书籍。
1975年秋，社会上刮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小彦与好友小李议论过“四人帮”，灾难来了，以影响“首长安全”和“攻击首长”的罪名，她被逮捕入狱。这一意外打击，使她神经更加错乱，她哭闹，得到的不是同情，而是殴打。门牙被打掉了，头被打出血，头发扯得七零八落。她被送到精神病院，毫无人道的监护人员竟跑到医院非法审讯她。
在医院的一再要求下，小彦被暂时放回家养病。但小彦已被折磨得身心俱残，走投无路。在绝望中她选择了死。
1976年9月23日，小彦结束了自己年仅21岁的年轻生命。
廖沫沙，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
廖沫沙被称为“三家村”里小兄弟。
1966年春天，廖沫沙正参加北京市郊的“四清”。4月16日晨，收音机里播音员正用不同寻常的声音播送《北京日报》《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历数了吴晗、邓拓和他的“罪状”。他一下子大惊失色。
廖沫沙的主要罪状是用文章攻击“伟大的党”、“社会主义事业，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进入夏秋之际，那种主要是“愤怒声讨”的精神摧残，被肉体摧残、灵魂毁灭所代替。他被揪出去没完没了的批斗，坐“喷气式”更是家常便饭。1968年，廖沫沙被关入临时性的“监狱”。这个监狱是一所学校改装的，囚室的窗户都按了铁栏杆，玻璃涂上油漆。从此，他与世隔绝，一晃竟达八年之久。八年中，在这铁栏杆封锁的小屋里，他精神备受摧残，肉体惨遭折磨。受审时，回答不上所提问题，便拳脚相加，打他踢他，他胸口猛挨一拳，立感心口绝闷，几乎晕倒。有一回，看守人员将毛巾塞进他嘴里，按在床上痛打一顿。看守走后，廖沫沙一抽毛巾，鲜血直流，一排牙齿被打松动了。
1975年的一天，廖沫沙被管理人员叫去。
“中央决定下放你去江西。”
“让我回家看看吧!”
“来不及了，明天就走！”
“你们用车送我和家人见个面也行。”
“不行，到江西后亲属可以去探望。”
这完全是流放啊！
廖沫沙终于没能与家人见面，他被遣送到江西一个林场，化名唐家权。
流放生活，从1975年开始，到1978年春，历时三年。从1966年蒙冤，1968年入狱，非人生活竟达十年。
廖沫沙终于回到了百花争艳的北京城，经过二年多的治疗，他那受尽创伤的身体才得到恢复。
在“三家村黑店”里，他算是最最幸运的一个了。
（摘编自刘兴华着《疯狂的岁月——文革酷刑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