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知青革命，一千六百万人下乡，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我刚才说中国的版图可以涂上相互歧视的五彩颜色，这时就有点象在这块版图上再玩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先是老毛一挥手，骨牌哗哗地倒下去，城里的知青先倒；农家子弟本来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挤了倒下去，而且被压在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层；沉静片刻，有汽笛声响起，知青打个骨碌一翻身，几乎所有的骨牌又哗哗地竖立起来；其间不断出作家、出诗人、出学者，还出各种“话语”，齐声控诉刚刚倒下去的那段无声岁月；惟独那最后几张骨牌，却沉默着，再也爬不起来了。老毛爱引李贺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会老呢？只有人会老。以我之拙笨，始终弄不懂这个伟人的悲天情怀。从李贺到老毛，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怀疑，天是看不见历史运动中的暗层夹缝的，更看不到那些辗转倒卧在暗层夹缝里的阴魂。
1997年，我和爱人、孩子回兰考，庄上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认识了。那是在唐寨，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代的唐诗：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逢不相识。不经意间，已经换了一代人，确实未见天老一分，只是原来担心的那种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尴尬，或者如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的矫情，都没有出现，可以松一口气。我们就象三个平平淡淡的过路人，只是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悄悄地东张西望。远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象“假妞”，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猛回头，一张胡子拉茬的老脸，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一声：“噫，这不是学勤吗！”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样，刹那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按老乡说法，客车不叫客车，叫票车。因此，混客车就有一个很干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队的那个庄子，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脱了布杉就穿袄。天热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树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这么个穷地方，因为出了焦裕禄，却能接触从上面下来的人，甚至还有国家性质的外事活动。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后来的哈佛，而是在兰考，在唐寨：集体户按县委宣传部安排，接待从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老挝飞行员，宣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战略思想，谈得还很热切，双方都被对方感动。这些飞行员当时被安排在开封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诸如此类的活动，村里的老乡也有机会参与，哪怕是站在旁边看，耳濡目染，语言就有变化，能学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乡土生活很不协调的官方词汇。那些一年到头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话语”，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比如，队长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老乡们认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就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一句正面总结，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人民日报》学来的，就叫：“人民铁路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坐！”这就有点穷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确实“酷”。
全中国当时的铁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个死胡同，火车开进去再倒出来，旅客只能从剪票口进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车站，都是两边敞开，在铁路一侧建个候车室，只要有足够耐心，总能避开候车室的剪票口，从两头的铁轨走到站台上去。因此，进站这一关并不难。难的是在车上碰上查票，很不好办。到了这种时候，我通常是硬闯，硬着头皮向着查票员走过去，作餐车回来路过状，这时我鼻梁上的眼镜能帮一点忙，查票者见是个戴眼镜的，多半不盘问，有时露馅，则补票认罚，可见贫下中农只教会我勇气，没有教会我智慧。当然，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够。以智取胜者，兰考另一个集体户某朋友为最。他有一次要从陇海线转北京，再转京哈线，去万里之外的黑龙江边陲，看望他在那边插队的妹妹。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仅够买馒头填肚皮。他的绝招是：穿上一件军大衣，领子扣好，底下一条绿军裤，遇有险情发生，即端起茶缸，用一口标准的官话一路说过去：“让一让，让一让”，那查票者见他的装束，只以为他是一位够级别的部队干部去打开水，怎么会想到军大衣里面没有军装，更没有红色领章？当然是必恭必敬地“让一让”。五块钱行万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众爱戴亲人解放军的鱼水之情，真是万恶之极！他现在已经是某省文艺批评界著名理论家了，笔下文章多半是先锋符码，边缘写作、私人话语之类，引车卖浆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内，只能是瞠目其后，读天书一般。
河南实在太穷了，混票人越来越多。铁路上也无奈，有时就派人戴着红袖章在车下堵，抓住后集体罚苦工处理。我到工厂以后，经常要去郑州借书还书，实在买不起这么多票，于是就把插队时的混车陋习延续了几年。这个厂所在的巩县离郑州60公里，但是家在郑州的知识青年多，于是通常在周末结伙，借群胆而混车。星期天晚上从市区分散向车站聚拢回来，不容易召集，但上车后前后招呼，一下子认出几十个弟兄，同样也成一伙。查票者后来摸出这一区段逃票多，于是总在巩县站未到之前开始搜索。逃票者也摸索出对付办法，一旦个别查出，就移动脚步往同行者那儿蹭，最后越蹭越多，挤成一疙瘩，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对峙一、两个查票者，双方就能僵持得住。查票者无奈，只能冀望于站台上的执法人员能在门下堵住他们。看看巩县到了，几十个人发一声喊，同时发力，打开十几扇窗户，就跟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望站台上跳，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发现，这些腿脚灵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鸟兽散，而且事先说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窜，查票者追那个是好？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这个车站都会发生几次“下饺子”事件，事后想来也真壮观。小青工后来还发明出一种有“高科技”含量的专用工具。他们很快发现，火车车门钥匙是全国通用的，几乎只有一把：外三角，中心空洞，插进锁眼，拧住里面的实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国的火车车门都能在这时打开。截一段9毫米直径的钢管，放在车床上，摇动车把，三面夹具往里一挤，就能夹成一把上好的列车钥匙，就这么简单。以后解决下车出站的问题，就利索多了：火车停稳后，只要打开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车门，下车抬腿，那才是真正的无人之境！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陪我度过了好几年插队后的生涯。在我成了所谓“绅士”，有了所谓“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车之后，它还在我的钥匙圈上晃了好几年。好像还带回了上海？按照老乡们的说法，“参加国家干部”了，当了一段劳什子部队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归田”，不知把它淡忘在那个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块钱行万里路的文学仁兄，是考研究生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学，我考历史，因为没有大学学历，以自学资格参考，就要多受一点歧视。连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发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说“年年难考年年考”，垂头丧气。他的牢骚则能翻出新词，引胡乔木哭三尼的名句自况：“我为你勤傍妆台，再把风流卖”。可见学文学者之灵气，屡战屡败，却照样潇洒飘逸。那一年是我发毒誓最后一次“傍妆台，卖风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发生：我们住在巩县，考场设开封，相距三百里，正应了豫剧戏文里的那句俗词：汴京赶考。只是没有驿站，也没有公车，非得在头一天半夜起早，去赶现代化三等火车。那车厢里空气恶浊，每一口都是别人呼吸过的，熏得人头昏脑涨，一下车，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状态。那一天，我是在开封车站广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下后，头朝外，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神智已经不太清醒。车开不久，突听一句开封口音：“老哥，看看丢啥不丢？”不看犹罢，一看大惊失色：我那时穿的是蓝色的卡中山装，上衣口袋已经解开；口袋里放着的一个信封，也已拆开；里面装的不是钱，却是比钱更重要的准考证；那准考证露出半截，显然是被人拉出来看过，再插还进去，居然就扔在了我的膝盖上！再抬头看去，有三个小伙子大概是随我一起下火车，再上公共汽车的，此时围着我，也穿着那种军大衣，大衣撑开，以挡住周围人的视线；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着，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丢啥不丢”。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这是“贼”，在火车上就锚上了我，到汽车上才得手；得手后发现是一张准考证，本可以下车一揉再一扔，回头一想，却不忍心坏了我书生前程，而是掷还失主；甚至不怕他高喊“抓贼”，还要提醒这个失主看看，要当场“验明正身”！这一起转承合，大概只有一分钟时间可供完成：他们是怎样得手的呢？得手后又是怎样交换眼色达成默契，再来一场盗亦有道的古风小品呢？幸亏我那时年青，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想明白，但毕竟不象现在那样容易失言。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喊一声“抓贼啊”，那可真是煞了风景，把我后几十年的知识分子脸面都丢尽了。我终于憋住了那一声喊，抬头抱以同样微笑：“没丢，啥都不缺！”。双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颇有古风的现代小品。演出结束，窃贼体面下场，为首者打一个清脆的响指，三人鱼贯下车，军大衣一飘，一会就没了踪影，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飘逸！
以后我有一段在美国旅行，也是偏爱火车，不爱坐长途“灰狗”。当然不可能再爬车混票了，只是因为火车一动，能拉动往昔记忆。Amtrack当然好，乘客少，座位大，空气洁净。尤其那盥洗室宽大无比，就象从飞机上搬下来再放大一倍，可供轮椅转圈出入，里面香水、手纸、还有坐便器上的垫圈纸，应有尽有，绝无可能闻到当年汴京道上厕所里的中国味。最绝的是在窗口下座位边，都有一个交流电插口。绅士淑女们上车坐定，插上手提电脑，飞快地敲起键盘，纤指翻飞，如弹钢琴一样好看。我没出息，上了这样的火车，也还勾起在中国的记忆，而且挥之不去。上面这些很不绅士的回忆，少年时代的种种荒唐，就是在美国的火车上一点一点想起来，倚着窗口敲电脑零散记下的。我自然想念开封车站上来的那个年青人，十七年前的那场考试，三天考五场，如有神助，是他帮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层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运转折线上的一个亮点，我能称他为“贼”吗？但在中国的字典里，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字眼。
电脑垫着我的膝盖，膝盖上还留着二十前在中国跳火车留下的伤疤。那是一次在行进中的货车上，前面的火车司机说好，通过巩县车站时，减速一分钟，好让我往巩县车站的站台上跳。扑通一声，我还是栽倒在道轨旁的煤渣上，双膝跪倒，鲜血迸流，拔起腿来，还得往站台外飞跑。这就在膝盖上留下三点小煤渣，镶嵌在那块皮肤里，呈透明状，绝好的三点式前现代标志，也是一个纪念。它们总在提醒我：别装蒜啦，老伙计。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是普林斯顿，先写写你的中国底细吧；国家是白的，另一块是黑的，而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就写那五花大绑，就写那三寸钥匙，写你那打开信封、又掷还失主的开封“贼”！
这就是留在我皮肤下的文字了。而在我开头所说的那个恶业里，以老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最令人沮丧：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人的皮肤。再难想象还有比这句话更为狠毒的判决了，一句话就是一个火烙印，而且还看不到这一判决的尽头：你是无望走出自己的皮肤，也无望走出这三点式褐色标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