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南京博物院征集员徐沄湫找到庞增和，请求借两件画用来办画展（元四家之一吴镇的《松泉图》轴、清初吴历的《仿古山水册页》），说好展期三个月后就归还，不料，这两幅画就此杳无音讯。
偏偏1964年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自杀身亡，庞增和就不好意思去讨要这幅画，偏偏紧接着就是WG，庞家全家被下放到苏北大丰农村，庞家也被抄家。家中古画全部被抄走，包括借据。直到1979年，庞增和一家才得以回到苏州，这时，他们开始联系南博。
根据2016年《东方早报》报道，庞增和之妻王念瑛说：自1979年到1988年间的十年内，夫妻俩几次到南京博物院讨要两幅被借走的画作，却被干晾在办公室无人接见。“特别是当年到苏州参与征集的姚迁院长，曾经的殷勤变为冷漠，使庞增和夫妻心酸不已。庞增和遂在1988年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希望确认两件“虚斋旧藏”古画的所有权。”
法院的判决是：两幅画是南京博物院从庞家“征购”的，判令南博支付2.6万元画款、2.8万元利息。
法庭上的证据也令庞家唏嘘，因为1978年的藏品简目显示，被借走的《松泉图》和《仿古山水册页》，却被登记为捐赠，且捐赠人不是庞家，被登记为陶白。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徐湖平向法庭解释说：“是当时的院长姚迁关照，将这件藏品登记在陶白名下。”
从这些信息来看，院长姚迁在庞家古画文物上的态度令庞家心寒，而且有意改捐赠人名字的操作也相当可疑。
我非常希望姚迁是一位为保护文物而殚精竭虑、四处奔走、不惧权贵的人，这会让我更安心，只可惜，如今，却得知姚迁在院长任上未能善待庞家。对庞家如此，其他文物藏品是怎么管的呢？我不知道。
因此，对于姚迁之死，我还停留在“同情”上。
1964年，姚迁38岁，担任了南京博物院的院长，而这个位置不同于一般的行政岗位，它的要求极高，也受国际瞩目。或者，他就是那种中规中矩的、努力的但最终又受了委屈的行政干部吧。
或许他曾试图守住某些边界，也或许在另一些地方选择了妥协。历史的残酷之处在于，它往往同时容纳这两种可能。
历史常常是灰色的。在制度混乱的环境中，一个人既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是问题链条的一环。
似乎，也不能责怪谁。毕竟，在本土，管理混乱缺乏章法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即便早就建章立制的领域也是如此。我记得2004年时，我曾经进入一个古战场开掘现场采访，当时来到一个单位，地上成堆新出土的青铜器，但凡我当时起了一点歪心思，拿走了也就拿走了，了无痕迹。这种场合太考验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了。
斯人已去，关注姚迁，不如关注文物管理制度本身：为什么庞家作为捐赠者想要知道捐赠文物去向竟如此之难？
有没有可能，我们不需要去不断考验那些文物管理者的道德水平，就能管理好文物呢？有没有可能，当一个博物馆拒绝查阅、公开账册，负责人就立即会被制裁呢？
或许，少一些道德模范，少一些英雄，少一些“圣人”，自然而然地按公开规则运转，才是一个更加让人安心，更加稳健的社会。
另一个线索是《江南春》的公开拍卖。
这个线索更加明确，《江南春》手卷出现在2025年拍卖会上，且起拍价8800万元，可见，这件大概率是真品。
那么，它是从哪来的呢？
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3月刊上，我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生丁蔚文的《仇英卷考辩》一文。
这篇文章第一段说：“艺兰斋收藏的《江南春》卷，得于庞氏后人”。
这位作者丁蔚文，恰就是艺兰斋陆挺的妻子。
从文章看，这件《江南春》手卷是流传有序的，上面一共有60方印鉴，按年代顺序排列，其中，庞莱臣一共盖了12枚收藏印：
“庞莱臣珍藏印、虚斋珍藏、虚斋至精之品、莱臣欣赏、虚斋审定、虚斋秘藏、莱臣欣赏、虚斋、虚斋秘笈之印、虚斋秘玩、庞莱臣……”
可见，庞莱臣对《江南春》手卷的喜爱。爱到极致的那种。
《江南春》手卷价值点在哪？简单说就是“传统中国文人的诗情画意”。它记录的是一场诗文集会，先有了倪云林一首《江南春》词，沈周和了两首，仇英补上了绘画，，然后文征明、王宠、文彭、王榖祥、文嘉等等，继续和《江南春》词，累计三十多名文人名士在此留墨，陈鎏为此题了引首“江南佳丽”。
这幅长卷有7米，从题跋到绘画，花费了几十年。所以，这是一幅集体作品，是文学史、美术史上的一个精彩片段，它描绘的是一个文人理想中的世界：诗酒唱和，山水悠然，时间被拉长，世事被暂时搁置。它可以带着我们，完成一次对逼仄现实的短暂疏离。
对于某些人来说，什么文人名士，什么诗情画意，一文不值。但对于传统文化来说，这属于精神世界，意义非凡。
《江南春》手卷局部
2006年《南方周末》对艺兰斋的报道中，使用了这张图片：陆挺(左)与鉴定大师杨仁恺先生共同鉴赏仇英的《江南春卷》
在《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中，陆挺说，《江南春卷》是艺兰斋的镇馆之宝。
那么，艺兰斋是从哪位“庞氏后人”手上得到它的呢？
前面说是得自“庞氏后人”。在2016年的《东方早报》、2025年澎湃新闻的报道中，庞家诉南京博物院名誉权案的法庭上，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庞鸥提供的证据说，《江南春》原属庞莱臣在苏州的女儿，90年代被艺兰斋所收藏。
“后人”明确为“女儿”。但这件事最大的漏洞在于：庞莱臣并没有女儿。
根据当前已有信息，庞莱臣只有一个儿子，但31岁时病故了，给庞莱臣留下两个幼孙庞增和、庞增祥。由于独子早逝，庞莱臣将侄子庞维谨过继来作为嗣子，因此，庞莱臣在1949年去世之前，将藏品分为三份，分别留给两个孙子和这位嗣子，另有一小部分藏品由继室庞贺氏保管。
清晰的时间线是：庞莱臣1949年将《江南春》手卷留给了庞增和，庞增和1959年将它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那么，艺兰斋这件到底哪来的？它“流传有序”是怎样的序？
艺兰斋的上一家是谁？是一个很接近真相的线索。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最终答案为何，总有一个人在说谎。
如今，南京博物院《情况说明》说，1959年庞家捐赠的《江南春》在1961年就被鉴定是伪作，是假的。
这种说法对捐赠者的名誉当然是一种损害，这意味着当年庞家竟拿伪作欺骗新兴的人民政府。
捐赠人庞增和的女儿庞叔令说，家中保存有父亲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时，亲笔写的全部137件（116种、268幅）藏品清册，字迹端正如同印刷一般，分为册页、立轴、成扇，时任苏州文化局局长的段东战和苏州博物馆馆长钱镛都在各页分别写下“以上逐件点过”，江苏博物馆和南博也出具公函确认收到“虚斋旧藏”古画。
我有几个简单的疑问：既然《江南春》手卷如艺兰斋丁蔚文所说，是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点名“非要不可”的，所有当事人都知道它的重要性，那么，如果1961年就认定是“伪作”，为什么不立即提出并向庞家询问真品去向呢？为什么直到2025年直到庞家通过法院查到《江南春》手卷去向不明了，才告知他们这是伪作呢？而且，这件“伪作”为什么不见了？还有，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艺兰斋宣布收藏《江南春》手卷之后，南京博物院不去找他们核查呢？
其他问题还挺多的。
迄今为止，这件事唯一让我感动的，就是庞家。自1979年从大丰农村回到苏州后，他们就一直没有放弃对这批文物的追问，虽然屡屡碰壁，不断吃闭门羹，坐冷板凳，被泼脏水，但，从庞增和、王念瑛到庞叔令，他们两代人接力，不断申请、申诉，王念瑛甚至因此气得心脏病发作而故去，最后，他们通过法院让南京博物院打开了库房大门，也才终于将藏品不知去向的事实大白于天下，将当前文物管理体系的弊病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国家收藏”因此避免了一次与“无法核查”划等号的命运，恰巧也中止了一次起拍价8800万元的可疑拍卖。
由此受益的，是中国的文脉，而一直以来受委屈的，是他们一家。
1979-2025，他们跨越46年的耐心本身，就很了不起。时局波诡云谲，而时间将证明一切——这种对待文物的态度本身，对得起他们的家族先辈庞莱臣先生，也对得起文物本身在时间上的厚重。
文物不应在黑箱里消失。昨天的文章里，我提出了“退捐还画”的建议。今天，写完这篇文章后，仍觉得这个建议最为合理。
江南依旧，春色何辜？愿你我仍能唱和，愿江南秀美暖人心。
呦呦鹿鸣2025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