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在算法与长工时之间耗尽的平台劳动者
2025年2月13日，元宵节次日，39岁的货车司机刘俊平在自己的货车车厢内突发脑干出血猝死。此刻，他身处离老家乌兰察布近2000公里之外的浙江。此前，他与两位卡车司机正月初一从内蒙出发前往浙江龙游送货。不想竟是永别。
2025年4月23日和5月4日，“饿了么”枣庄一站点两名连襟骑手梁军和袁鹏先后猝死。梁军的工作模式是强度极高的“上一天一夜，休息一天，再上一天一夜”。猝死前一晚，他因过度疲劳，下班后直接在外面睡着了两个小时才回家。袁鹏倒在了去上班的路上。在猝死前三天，他每日在线时长均超过11小时，其中5月3日跑了70单。其妻子周女士表示，丈夫每日工作通常超过12小时，经常干到凌晨。
2025年9月4日，网约车司机闫俊峰于清晨出车后，在北京市通州区被发现在驾驶途中猝死。此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闫每天早晨6点多就出门接单，晚上8/9点才收车，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
2025年，在网约车、网约外卖和网约货运行业，还有更多的因过劳而猝死的名字，没来得及被记录。
“网约”成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共同的噩梦，超长的工作时间背后是科技的效率和灵活神话。效率和灵活遮蔽的是一部精密算法管理机器：算法强制派单、计件工资、自动路线规划、随意施加的惩罚（罚款或扣服务分），平台工人被还原为大数据模型中的一个或几个参数，被迫用血肉之躯服膺于大数据模型“全局最优”的数字逻辑。
更重要的是，这部机器并非像传统工作中的管理安排一样不变，而是遵循个体发生学的逻辑不断自我强化，这就意味着平台工人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最高效率状态，才能有可能在大数据模型中成为优先选项，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更高的单价，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否则很有可能被算法排斥，直接影响收入。
同样造成他们噩梦的，还有疫情的冲击和行业的竞争格局。疫情三年，很多中小企业倒闭，不少行业萧条，人们纷纷进入网约车和外卖行业，平台行业的一度饱和。过剩的劳动力给了平台企业不断压低单价的空间，而其他行业的萧条也使得不少资本涌入外卖和网约车行业，一时间，抖音京东外卖价格战声势浩大，网约车小平台如雨后春笋，低价高速成为竞争获胜的不二法门。而货运行业则是运满满一家独大，要风得风。对平台工人而言，没有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身负沉重的家庭负担，他们只能接受越来越低的单价、越来越短的服务时间和越来越严苛的管理要求，用时间和生命冒险，换来生存。
他们的过劳猝死，常常意味着一整个家庭命运的改变和衰落–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死亡？虽然近几年给平台工人的更多保障的呼声在媒体上不绝于耳，但是真正落地的做法和实实在在的保障却依然困难。绝大部分的雇主–平台、承包商或站点–都以“雇主责任险”的方式处理平台工人的保障问题，吊诡的是，这一用来保障雇主的商业保险，成本却由工人来承担，而理赔时，保险公司常常以保障主体并非工人为由拒绝理赔；当然，更多的是站点拿走大部分赔偿金额的情况。保险公司拒赔的另一个常见的理由是围绕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的争议：保险公司往往拿着以工厂为原型的保险条款，指责平台工人猝死时并非在工作时间和固定的工作地点。这些都使得要真正获得所谓“保障”，难上加难。
更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在这一年几乎所有的工伤、保险的判决中都完美隐身。虽然平台算法和制度实际上控制了平台工人的工作节奏和收入，也控制了承包商的实际运作，政府和司法体系似乎仍固守平台与普通企业有本质上不同的例外主义论调。这些论调亟需被挑战，否则未来平台工作将成为越来越多个人和家庭的噩梦。
02政策动向：聚焦超龄与新业态劳动者，却回避根本劳动保障问题
2025年，围绕高龄劳动者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政策修补继续展开。这一方向延续近年来中央对“新就业形态”、“超龄就业”等问题的关注，回应制度缺位带来的压力。但这类政策能否形成稳定保护机制，目前尚难判断。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政策资源针对特定群体拾漏补遗，所有劳动者共同依赖的基础保障却陷入长期停滞。最低工资调整幅度持续收窄，与生活成本和社会平均工资的差距依然明显；社保缴费责任仍被广泛规避；新增假期在企业层面的可执行性有限。某种意义上，“特殊人群问题”的推进，并没有改变普遍性劳动保障底线偏弱的问题。2025年的劳动政策，是否真正改善了劳动者的整体处境，答案仍不明朗。
2.1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积极补漏，还是新的折中？
随着全国人大于2024年通过《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酝酿多年的延迟退休政策在2025年正式落地。不过，相较于退休年龄本身的调整，2025年在司法与行政层面取得更明显进展的，或许是对长期处于制度保障边缘的“超龄劳动者”群体的回应——即事实上已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持续就业的劳动者。
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再次明确落实《决定》第六条关于保障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和工伤保障四项基本权益的要求。从文本设计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