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偃旗息鼓的末期；我呢，也早已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曲鲁海农村孩子；因而，对父亲的警告，我根本不以为意，对父亲警示的灾难性后果，也是右耳进、左耳出。
小区里另一家维吾尔人孩子，和我一样，也是从农村到哈密铁路地区来上汉语学校的。他作为我在这个铁路小区里唯一的维吾尔朋友，我们俩无话不谈；他告诉我，他们家也经常偷听“解放电台”的维吾尔语节目。
再后来，毛泽东死亡。伴随整个中国政治形势的松动，东突厥斯坦各民族也开始慢慢地、谨小慎微地复苏自己的文化。当时，那些被禁的维吾尔民歌，开始在各种私人聚会场合出现。
到这时候，我才知道帕夏·伊夏还在东突厥斯坦，她是因为她演唱的一些歌曲，而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倒，歌曲被禁唱、禁听。而聪明的阿布都热伊穆·阿赫默迪，则早早地就逃离了东突厥斯坦。
再往后，伴随所谓“四人帮“的打倒；和中共其他统治区一样，在哈密铁路地区，随着录音机的传入，各种香港、台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也开始偷偷传播，我们这些处于青春萌动的少年，开始了偷听邓丽君、张帝等港台“靡靡之音”的时代。伴随这些被禁歌曲的优美旋律和饱含深意的歌词，我这个维吾尔民考汉，开始探索个人的人生之路，维吾尔民族的复兴、自由之路。
现在回头看，在那个充满了虚假希望和承诺的年代，处于少年气盛的我以为，维吾尔人偷听敌台的时代永远结束了，偷听被禁歌曲的时代永远不会再来了。
然而，现实很冷酷，维吾尔人在享受了一段短暂宽松时代之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突厥斯坦又慢慢地被中共一步一步地强行拽返不能读被禁书籍、不能偷听敌台、不能偷听被禁歌曲的，处处是禁忌之恐怖时代。
有意思的是，90年代中期，石河子开办经济广播电台，公开考试招聘广播员，我以优异成绩过五关、斩六将获选。为了培训我们，石河子电台把我们送到乌鲁木齐经济广播电台学习一周。
在培训期间，我得知坐落于乌鲁木齐南昌路的乌鲁木齐经济广播电台，以前是中国政府用以干扰苏联“解放电台”的干扰中心。也就是说我爷爷、奶奶和叔叔们，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维吾尔人，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听那些哀婉悠扬的维吾尔民歌而收听敌台时，那些烦人的电波呼啸、吱吱呀呀的干扰声，就是来自这里。
出师未捷身先死！东突厥斯坦的政治形势，维吾尔人的命运，就如我在石河子电台夭折的广播员生涯，好戏还未拉开序幕，就进入了悲哀的尾声。
我又和大多数维吾尔人一起，又开始了偷听敌台的时代。这时候的敌台，不再是苏联的“解放电台“，而是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半个小时的维吾尔语广播。
我先是买了一个香港产的90多元人民币的“德声”收音机，因为有人告诉我，收听自由亚洲维吾尔语广播，“德声”收音机功率最好。然而，一段时间后，中国政府对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新闻的干扰越来越强，越来越频繁；经常是节目听到一半，噪音就将播音员的声音淹没了。
为了能及时得到有关维吾尔人的真实信息，我又咬咬牙，买了一个200多元人民币的“德声”收音机；该收音机能储存不同的短波波段。当正在收听的短波波段被干扰淹没时，可以立即转换到另一个短波波段收听；当时，不仅是我身边汉人同事觉得我花200多元买个收音机太不值得，甚至家人也觉得我乱花钱。
但我觉得值得，我需要知道我身边正在发生的事儿，需要知道真相；当时，我对歌曲没有了那么大的兴趣，只是偶尔听听而已。
再往后，逃离家乡流亡，到美国；新闻自由了，但失去了家园。在异国他乡，维吾尔语、维吾尔书籍和维吾尔歌曲，成了不可失去的乡音，和链接维吾尔根的经典。好在，我们在国外的维吾尔人，至少可以听任何一首想听的维吾尔语歌曲，而不必担心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但家乡的维吾尔人就没有我们那么幸运了，他们可能会因为下载一首被禁歌曲而被抓捕，甚至判刑入狱；可能会因演唱被禁的歌曲而被重判，如年轻的维吾尔歌唱家阿布都外力·阿尤普（Abduwali Ayup），和麦麦提江·阿不都卡德尔（Memetjan Abdukadir），俩人都因为其演唱的歌曲而被判重刑。
而且，更不幸的是，维吾尔听歌者也好，演唱者也好，都不知道什么时间，那一首歌就会被中共当局定性为禁歌。
漫长的寒冬暗夜里，在没有维吾尔歌声、没有维吾尔民歌的漆黑、死寂暗夜里，在中共无处不在的层层网络监控下的东突厥斯坦，不知到是否还有维吾尔人在偷听被禁维吾尔歌星演唱的维吾尔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