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王淑平的名字显得格外重要。她比高耀洁更早在献血员人群中捕捉到艾滋疫情的蛛丝马迹，以周口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的身份，收集几百份血样、一遍遍复核，写成那份后来上报卫生部的调查报告，推动了1996年“3·14”整顿血站行动。代价却落在她自己身上：调查结论得不到河南省卫生厅的承认，检验中心被关停，她被开除公职，婚姻破裂。只能在2001年独自离开河南，远赴美国，在盐湖城重新开始医生与研究员的生活。2019年，她在峡谷间徒步时突发心脏病去世，像一盏一直吹响警哨的小灯，忽然在风口熄灭。把她和高耀洁并置起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位个人的遭遇，而是同一场血祸中，两种相互呼应的勇气。
这本书的扉页的编者简介有几句引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人，不能说假话”“我是个医生，看到病人就走不动了”“我少吃点，少穿点，帮助那些可怜的人”。这些话在今天的语境里，已经被用得很滥，常常挂在机关墙上，也印在标语牌上。可是在本书里，它们有了具体的重量。读完整本书你会发现，这些话在高耀洁身上，没有被职业化、口号化，她是在用一辈子把这几句放在自己身上试，有时候试得很狼狈，有时候也试得很笨拙，但她没有退却。
作为一个研究中共党史与关注改革以来制度变迁的人，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其实一直有平行的两条线。一条线，是对体制的分析和思考：如果没有那种粗暴的“以血养政”的政策，没有那样的宣传话语，没有那样严密的封锁与否认，就不会需要一个老医生在七十多岁时背起调查和揭露的任务。另一条线，是对个体的凝视：我们很容易把一切归咎于一个抽象的“制度”，然后忘记，在这个制度的缝隙里，总还会生长出一个个具体的人——有人沉默，有人妥协，有人自保，也有人像高耀洁那样，选择让自己变成那根刺眼的针。
这本书没有替读者做结论。它只是把很多年的文字放在一起，让不同年代、不同立场、不同职业的人围着同一个名字说话。有的文章写得很激烈，有的写得很哀伤，有的很平实，有的甚至有点琐碎。但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我很在意的东西：一种“慢慢积累起来的共识”。这种共识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政治口号，而是很多人用自己的经验换来的判断——我们需要记住这位医生，不是因为她完美，而是因为她在一个不完美的时代里，守住了最简单的底线。
对我个人来说，编辑这本书是我和高耀洁的第二次“对话”。第一次是在做《高耀洁画传》的时候，那时我更多是在和图片打交道，试着在一张张黑白照片里寻找她的表情变化，寻找她在不同历史阶段留下的痕迹。那本画传是从视觉进入的，这本《中国医生高耀洁》则是从文字进入的。前者像是一部缩微影像，后一部更像是一部口述史与见证文集。两者加在一起，给了我一个比较立体的“高耀洁全貌”。高耀洁不是只一个名字，她是医生，是母亲，是一个“麻烦分子”，也是一位普通的中国老太太。
我与高耀洁医生有一面之缘。有一年，我跟来自南京的陈教授去她在曼哈顿上城的公寓拜访她。我们到了门前，在门外听到屋里有人大声说话，但怎么敲门都没有人应门。电话也打不通。足足等了十几分钟，高耀洁终于听到敲门声，才过来开门。原来，高耀洁耳朵不好使，我们到时她正在跟人通话，讲话声音非常大，盖住了我们的敲门声。那天，她送给我和陈教授每人一本签名的自传。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她给我签名的书在书架上，默默地注视着我，陪着我写完这篇小文。好像与她重逢，如同有她作伴。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然而，人死去的只是肉体；高耀洁的灵魂不灭，变做量子，充满宇宙；高耀洁的精神不死，变成文字，写满天空。天上有一颗名叫“高耀洁”的恒星，正看着我们。
写到这里，我想起书末的一段细节。有人记述她在纽约小公寓里接受采访，她一边翻着自己已经出版的书，一边念念不忘讲述她救助过的中国艾滋病人。那间房子并不宽敞，窗外是曼哈顿的街景，她嘴里念叨的，还是黄河、是河南、是村庄、是孩子。她在遗嘱里说，希望死后火化，不留坟墓，把骨灰撒进黄河。这个愿望，本身就是一种返回：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和疾病、和贫困、和乡村打交道的那片土地。她最后的愿望，也是回到那片土地。
为这本书写序，我更愿意把它看成是一个邀请。邀请读者暂时放下对“英雄”的既定想象，跟随这些作者的文字，重新拼起一个人的人生；也邀请读者把这本书当作理解当代中国农村、理解公共卫生、理解国家与个体关系的一份材料。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靠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医生，来揭开一场血祸的真相；如果有一天，一个医生说“我少吃一点，少穿一点，帮那些可怜的人”，不会再显得那么“稀罕”；如果有一天，像她这样的人不再需要远走它乡，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到那时候，再来翻开这本《中国医生高耀洁》，也许我们会有一种更轻松的心情。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把她的名字记下来，把这些文字留在身边，仍然是一件必要的事。这本书，就是为了这件事而存在。
2025年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
注：作序者为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大学心理学硕士，博登书屋总编，著有《法拉盛传》《六度空间看美国》《上帝、信仰与政治制度》等著作。
《中国医生高耀洁》
一一跋：您爱世人，让世人的爱永远围绕着您
依娃
亲爱的高妈妈：
您好！
今天是美国感恩节的前夜，是大家合家团圆喜庆、围桌吃火鸡的节日。我忍不住把这两个月以来整理好的书稿《中国医生高耀洁》寄去给出版社——这是一份感恩生命中有您的特殊心意。
出版社老总刚刚回信说：“出版这本书，是我们对高耀洁医生的最好纪念！她是民族的良心，时代的英雄！”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如果我死了，我就让小熊给你打电话。”好几次，您都这么说。
2013年12月10日早晨，是的，护工小熊及时给我打了电话，告诉了我最害怕听到的消息。我顿时泪飞如雨，我知道，我再也见不到您了，听您说话了……
我立即写信告诉给您的追随者和好友刘倩女士：“她到有鲜花的地方去了。”是的，您的一生看到了太多的贫穷、黑暗，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苦难。您去的地方，一定天蓝云洁，鲜花盛开，蝴蝶和鸟儿都围绕着您跳舞唱歌，儿童们无忧无虑地玩耍嘻笑……
但我没有能奔赴纽约参加您的葬礼，送您最后一程。原因是我这从来不怎么得病的人那几天居然感染了病毒，发烧头晕，卧床不起。我含着热泪写下《高妈妈让我们再见一次面》，照例是陈奎德先生的《纵览中国》给予发表，后来张菁女士主持的追思会请人替我念了这首不成样子的诗，后来自由亚洲电台也在报道中引用。
以书结缘。说起来，我“认识”您是从您的《血灾：一万封信》开始的，才对中国的艾滋病有了肤浅的了解。如果没有写作，我们不会认识。如果没有书，您不会那么信任我。您给我讲过一个笑话，说一个作家来看望您，您问：“你的书呢？”作家说：“还没有出版呢。”因为我给您带去三本采访大饥荒幸存者的书，您才会对我完全的信任。您说：“你这三本书都是你跑去采访的，多有分量啊。”我们在一起总是谈写作谈书谈中国老百姓受的苦，有说不完的话。
最初去看望您，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没有条件去第一线帮助那些艾滋病人，帮助您就是帮助他们。替他们照顾您，报答您为艾滋病人提供药品、给艾滋病死者遗孤提供学费、给社会各界基层免费发送防艾书籍和材料。那句老话说“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您曾经给予艾滋病人那么多温暖，我就要给您能够做到的温暖，那怕做一顿饭，端一杯水。或许您没有注意，和您交往的过程中，我没有刻意采访过您，因为我想您自己已经写了那么多，又有那么多人写您。我只是想陪伴您，和您聊天，给您做些琐碎的事情。我也知道，您警惕心重。因为您接触过的骗子太多了。我也从来不要求您介绍我认识任何人。当然，也是我的迟钝，竟失去了认识王淑平医生的机会，没有机会好好了解并记录她的事迹，令我非常遗憾。
高妈妈，不认识您的人，想您名满天下、获奖无数，又是前美国第一夫人喜拉里的朋友，一定过得富足滋润。但我知道您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中国一般退休干部（医疗和住房除外——这是美国政府提供的福利）。您从不吃山珍海味，不穿绫罗绸缎，不补什么人参阿胶，更是从没有过大房子好车子。我亲眼看到，您的衣服烂得补丁摞补丁，为省钱吃便宜的鸡胗，五、六块一个的西瓜也舍不得买，一张纸巾翻来覆去地用……让我既心疼又生气，真想对您说：“您能不能爱护自己一点？”但是，您一次捐书就是三百本，价值五、六千美元。我在您的住处看到登记本，谁拿书谁签名。您的书都是免费赠送，您的目的就是让人们知道艾滋病的真相。书是您的心血，书是您的骄傲，书更是您一生历尽风雨百折不挠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