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这个在位十几年、一直试图中兴唐室却屡屡失败的皇帝，被朱温秘密派人刺杀于宫中。一个活生生的皇帝，就这样从历史上消失了。
刺杀之后，朱温立了昭宗年仅13岁的儿子李柷为帝，史称唐哀帝。这个小皇帝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能做，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孩子，被推上了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皇位，用来替朱温遮挡一段时间而已。"哀"字，是对结局最准确的预言——这个名字，不知道是谁给他定的，但取得极准。
皇帝死了，但朱温的刀还没停。
他知道，只要唐朝皇室的血脉还在，只要那些忠心于唐朝的大臣还在，他的篡位就始终有隐患。公元905年，他下了两道命令，把这两条隐患一起斩断。
第一道：杀皇子。
唐昭宗的九个儿子，被安排赴宴。宴席摆好，酒杯斟满，但没有人知道这顿饭是最后一顿。九个人，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一个都没有活着走出去。皇室血脉，至此几乎断绝。
第二道：杀大臣。
幕僚李振给朱温出了个主意。那些朝廷里的高官，裴枢、崔远、陆扆、王溥、王赞……这些人自视甚高，以"清流"自居，看不起朱温这种行伍出身的粗人，背地里也不停阻挠他篡位的计划。李振自己也是个读书人，但屡次科举不中，对这些仕途顺遂的门阀出身官员积怨已深，他对朱温说：这些人自命不凡，说自己是清流，不如杀了他们扔进黄河，让他们永远做浊流。
朱温笑了，点头答应。
天佑二年（905年），白马驿，滑州。
三十余名朝廷重臣，接到"召集议事"的诏令，陆续从各地赶来，汇聚于白马驿。这些人里，有尚书仆射，有节度使，有各部侍郎，有德高望重的朝廷元老——大唐帝国最后的一批骨干官员，一次全部聚齐了。他们走进去，以为是商议国事，再也没有走出来。一日之内，三十余人全部被杀，尸体随即被抛入黄河，滚滚浊浪，把他们的名字一并冲走。
这一天，史称"白马驿之祸"。
事后，朝廷里一片死寂。官员们噤若寒蝉，无人敢言，甚至没有人敢去捞那些尸体。后来朱温短暂地后悔了一下——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杀得太多、杀得太明目张胆，士人们被吓破了胆，没人敢出来做官了，朝廷的运转开始出问题。他把罪名推给了当初怂恿他杀人的柳璨，年末把柳璨和何太后一起处死——一个用来背锅，一个用来斩草除根，顺手。
两年之后，公元907年，唐哀帝李柷在朱温的逼迫下，宣布"禅位"。
这个13岁登基、如今不过15岁的少年，在一份早已被人写好的诏书上盖了章。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没有力量拒绝。禅位的仪式走完，大唐的国号就此消失，289年积累的山河、典章、制度，全部归于朱温一人之手。
唐朝，立国289年，就此覆灭。
朱温登基，国号梁，年号开平，史称后梁。这是五代十国的第一个王朝，开封成为都城，中原大地进入了一段长达53年的大动荡——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走马灯一样轮换，没有一个撑过四十年。朱温开了这个乱局的头。
唐哀帝没能活多久。朱温先把他迁往曹州软禁，不久之后又下令毒死。一个少年皇帝，用过了，就扔了，仿佛一件工具，使完了就收起来。
暴政治国，内外交困——帝国为何只撑了十六年
朱温当了皇帝，想做一个好皇帝。
这句话，不是讽刺，也不是玩笑。至少在登基初期，他确实有这个心思，也有这个行动。
他下令大臣重新整理唐朝旧律，删繁就简，编写新的法典，定名《大梁新定格式律令》，要求"传之无穷，守而勿失"。这是认真想做百年基业的语气，不是走过场。他废除了唐朝让宦官掌握枢密院的惯例，把枢密使改为文官担任——这一条，从制度层面根除了晚唐宦官专权的根源，是真实的政治进步，后世史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他也关注农业，减轻部分赋税，鼓励农民恢复耕种。战乱之后的中原大地，田地荒废，人口流离，这些举措在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边疆的砀山，朱温还修建了四祖陵墓，把祖先的坟茔整修一番，把砀山封为赤县，命县令兼任陵台令——他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或者说，他需要用这些举动来告诉天下，他朱温是有根有祖的皇帝，不是流寇。
但问题是，他骨子里改不了。
暴力，是他唯一真正熟悉的工具。统治了几十年，他的一套逻辑从来没变过：谁挡我，谁死；谁有用，留着；谁没用了，杀掉。这套逻辑用来打仗，有效；用来治国，是毒药。
对外战争，后梁打得并不顺利。李克用的河东势力始终是一根扎在朱温侧腰上的刺，双方打了几十年，谁也没能彻底消灭谁。李克用死后，他的儿子李存勖接过旗帜，继续和后梁死磕，而且越打越猛，越打越强。朱温这边，在战场上屡屡受挫，原本强横的军队开始出现疲态，连战连败的消息不断传回洛阳。
内部，矛盾更深，也更危险。
朱温有八个儿子，却始终没有立太子。
按照正常的继承逻辑，长子死后，应当立次子朱友珪。但朱友珪的生母出身卑贱——一个营妓，这在讲究门第的时代，是抹不去的污点。朱温嫌弃这个儿子，觉得他生性庸劣，靠不住。他属意的接班人，不是亲生儿子，而是养子朱友文——此人性情沉稳，有才干，更重要的是，他的妻子王氏深得朱温喜爱，枕边风吹得及时。
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宫廷这潭死水，激起的涟漪越来越大。朱友珪得知父亲的意图，坐立不安，寝食难宁。他清楚，一旦朱友文被立为储君，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他不想等死。他决定先动手。
公元912年，夜深人静，洛阳宫中。
朱友珪带着心腹侍卫冯廷谔，悄悄摸进父亲的寝殿。朱温此时已年老多病，身体每况愈下，当夜睡得沉，毫无防备。刀落下去，没有挣扎，没有叫喊，一代枭雄，就这样死在自己最熟悉的宫廷里，死在自己亲生儿子的手里。
他一生杀人无数，弑杀皇帝，屠戮大臣，连俘虏都不放过。最后，他自己也死于弑杀。
他死时60岁，在位仅仅五年。
但故事没有到这里结束。
朱友珪杀了父亲，自己登基，但这个皇位他坐得极不稳当。他得位不正，朝野上下心存不满；他即位后荒淫无度，军心离散，臣属不服。不到半年，大将赵岩、袁象先秘密串联，联合各方势力发动政变，拥立朱温第四子朱友贞为帝。
政变当夜，禁军杀入宫中，朱友珪四面楚歌，走投无路。他不愿意被俘受辱，亲自命令侍卫冯廷谔——就是那个替他杀了朱温的人——把自己也杀掉。冯廷谔动手了，朱友珪死了，一个弑父篡位的皇帝，从登基到死，不过几个月。
仅仅半年，后梁皇宫里发生了两次弑杀，两个皇帝先后死于非命。朱温建立的这个王朝，从一开始就浸透了血，它也在血里一步步走向终结。
公元923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率后唐军队攻入开封，势如破竹。后梁末帝朱友贞见大势已去，走到这一步，他没有选择投降，而是命人将自己杀死。后梁亡国，距建国仅仅十六年。
一个靠暴力建起来的王朝，被另一支暴力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历史评价——一个人，一个时代，一个无法简单定性的问题
朱温死了一千多年，关于他的争论，从来没有停过。
传统史学的结论很明确：他是暴君，是乱臣贼子，是唐朝的终结者，是五代乱世的罪魁祸首。《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对他的记录，充满了批判的语气，用词严苛，毫不留情。后世的儒家史官，更是把他塑造成了道德失格的反面典型，背叛、弑杀、荒淫、残暴——每一个词，都像一根钉子，钉在他的棺材板上。
这些批判，有没有道理？毫无疑问，有。
弑杀皇帝，屠戮朝臣，手段残忍，嗜杀成性——这些都是史书白纸黑字写下的事，无从回避。"白马驿之祸"中三十余名大臣一日被杀，这不是夸张，是历史事实。跋队斩、黥面、杀俘虏……这些制度和行为，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赤裸裸的残暴，没有任何美化的空间。
但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
也有研究者提出了另一个角度：朱温终结的，不只是唐朝，还是延续七百年的门阀贵族体制。
中国自东汉以来，门阀士族把持政治资源，垄断高位，寒门子弟几乎没有上升通道。一个人能不能做官，靠的不是才能，而是家世。"白马驿之祸"杀掉的那三十多个人，大多数恰恰是这个体制在朝廷里的代言人，是门阀政治最后的守门人。他们倒下之后，贵族政治的土壤被彻底翻碎，科举取士的文官体制加速确立，社会阶层开始松动。宋朝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生态，某种程度上，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的儿子杀了他。他的王朝只撑了十六年。他的名字在历史上留了一千多年，但留下来的，更多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个榜样。
公元912年那个深夜，洛阳宫殿里，血迹还没干透，朱温就已经成为了历史。
而那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可以靠暴力爬上去，但没有任何人，可以靠暴力稳住权力。权力的顶端不是终点，是另一个危险的起点。这是朱温用整条命换来的一行字，也是五代十国那段乱世留给后人最清醒的注脚。
乱世从不缺朱温，缺的是不需要朱温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