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拥有的优势，是老人帮和邓小平的恐惧心态，但他缺少一个时机，来把生米做成熟饭。我们可以断定，李鹏洞悉邓小平的理念——痛恨“红卫兵”、将文革与东欧变色一锅煮、恐惧民心浮动、除了武力之外不知道还有其他手段，等等，他只要让常委会通过一个极端的应对方案，邓小平和全党只有照单全收。
在策略上，李鹏使用“袁木谈判模式”，持续地激怒学生，有一石三鸟之效：令赵紫阳疏导学生、力挽狂潮的努力化为乌有；令学运从静坐向绝食逐步升级，其领袖“理性受冷落、激进得拥戴”；令邓小平越来越陷入一种“镇压冲动”。
何东昌也配合李鹏，在北师大说赵紫阳的态度不代表中央。五月十三日常委会上，赵紫阳怒责此说，李鹏则保护何东昌，反唇相讥：“要李鹏下台，这些传言由谁来辟谣？”此后“对话破裂，绝食开始”，没几天赵就对戈氏撂出了邓“掌舵”。后人研究这段历史会发现，赵紫阳步步落空，李鹏招招得逞。
4、米（万里）有愧于粮（紫阳）？
历史是个多面体，每个当事人只能映射某个单面，李鹏说“六四”，其价值也在于此。从他的记录中，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当事人的某种侧面，有时候竟是令人诧异的。
杨尚昆就不必说他了。李鹏笔下的万里，也叫人“跌破眼镜”。四月二十三日赵紫阳赴朝第二天，“下午五时，万里同志打电话来，说北京市领导反映，形势非常严峻，中央态度不明朗，他们很难工作。万里建议立刻召开常委会讨论对策。我同意了万里同志的建议，决定晚八时开常委碰头会，扩大到有关同志参加。”照李鹏的说法，他那个先发制人的“四二四常委碰头会”，竟是万里起的头！赵紫阳录音回忆中的说法则是，“万里上了陈希同、李锡铭的当”——其实，京津两地的首脑，陈希同、李锡铭，包括李瑞环（原北京市的木匠），是一个宗派，大佬就是万里，这个宗派八九年力主镇压学潮。另据宗凤鸣引李树桥谈，赵赴朝后，李先念要李鹏通知北京市委强硬对付学潮。
万里被赵紫阳反反复复地引为“志同道合”者，说他是中央领导人中“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并提及那些著名的事例：八七年不赞成“反自由化”、学潮初期不赞成北京天津两市委的“阶级斗争意识”、预定召开人大常委会讨论从法制轨道解决学潮，等等。万里后来在压力下沉默了，邓小平去世后，赵紫阳又呼吁万里站出来，“小平在时不可能有别的说法，小平不在了，我觉得万里不应该再有什么顾虑了。谁能怎么样他？”但万里依然沉默，其实他已噤若寒蝉。一九九七年九月赵紫阳给十五大写信，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宗凤鸣请张广友将这封信送给万里，据说万里看到此信后，神情紧张，叮嘱不要外传……。
“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这个传世佳话，后来被“六四”阴影所蒙晦，象征着一个时代的死去。时光不能挽留，人格却永存历史，赵紫阳不玩阴谋，没有私党，对后果承担到底，且毫不畏惧，堂堂正正地做个现代政治家，在中共他是第一人。
二、八九学运伟大吗——“广场激进派”犯了个大傻
2021年“六四”32周年全球网络视屏纪念大会’，上去听大家都在老调重弹，我便说了一通不一样的、难听的——三十年说一样的话，太乏味了，而且，我也老了，未知还有下一回？这种网络会议更是易碎品，随风而逝。
不，它是一次失败的民间抗议，
而且，它跟中共的博弈，本来要赢的，最后却输掉了，
好像，屠杀发生以后，人们便失去想像力和理解力，它是可能避免的，中国人是可以不必付出这个代价的，而且也连带全世界不必掉进全球化的陷阱⋯⋯。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
1、你们一定会输吗？
2、你们为什么输了？
四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
真相和反思的意义，第一是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二是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三是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
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显示自己当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责任，其做法无非是曲解历史、掩盖真相。
许多人的说词，还是四十前的，如“八九”引发了“苏东波”、屠杀暴露了共产党的残暴，后一句几乎是“儿童话语”，而如果是当年的参与者，至少也五十岁以上了吧。
先说这个失败的后果非常严重：
第一、六四亡灵至今不得昭雪，长安街血迹未干，天安门母亲至今追讨公义不成；
第二、中国文明曾有的千载难逢的变革机遇被断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远消失，中国人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几百年后才看得清楚；
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国由一个邪恶制度主导而崛起，以全球化击败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无法估计；
第四、中国的崛起，令中华民族付出环境和道德两大代价，几代人都无法挽回。
说说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也快要被公众社会遗忘了：
1、广场绝食总指挥——
柴玲：逃出中国后在普林斯顿和哈佛拿到学位，又经商致富，然后又信了基督教，可是她至今没有对当年坚持在广场不肯撤退做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和反省；
李录：据称是“不撤退”主张的最核心人物，逃出中国后，也在美国拿学位并致富，然后又回头去帮助中共；
张伯笠：当年绝食指挥者中唯一的成年人，六四后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后信基督教，再成为传道人，在获得信仰之后同样未见其反省。
2、知识精英——
郑义：八九年最早介入学潮的知识精英，自称是“绝食传授人”（这个简单的事实，至今也模糊不清），他后来只写为学运辩护的文字，还说“我是来打架的”，那么他“跟邓小平打了一架”，对长安街无辜被杀的民众，邓不会交代，他怎么交待？
王军涛，当年在广场直接操作学运，据说是为了帮助政府平息学潮，他在出狱后到美国读了政治学博士之后，并未见到他对自己当年的“政治学行为”及其失败，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
3、改革派——
赵紫阳：八九当年他拒绝执行戒严而被罢免，其后被软禁整个后半生，并绝不检讨，光明磊落，然而，他对当年戈赵会“抛邓”而导致情势失控，令邓小平大开杀戒，却致死没有说明真相和原委，他也丝毫没有对民众的歉疚，反而在自传中流露对邓小平的歉意。赵紫阳系统的人们，至今也只歌颂他或为他洗刷。
最后我要说明一点，八九屠杀的罪责，百分之百在中共，然而这并不能替代民间一方的真相厘清，和对失误的反思；再看看今天的中国，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这辈子何颜以见江东父老？
三、八九惊天一炸——赵紫阳最后犯傻
八九两个命门：学生绝食和赵戈会“抛邓”，皆导致情势急转直下；尤其后者，有论者称“画蛇添足，一言丧邦”。四十年后，我们对此依然不能有定论，只有分析，我的猜想，赵紫阳乃是对邓摊牌，置邓小平于“全民公投”之境，或说交给人们裁决是非，他也不管后果了，第一，这里有领袖的责任伦理问题；第二，这恐怕也是他至死不检讨的根源。
《赵紫阳录音回忆》是一份珍贵的私人文献，可与《赫鲁晓夫回忆录》媲美。赵紫阳对“八九事件”的内幕、成因，作了脉络性的梳理，成为还原这个历史关头的权威史料。然而，这与他最终仍不能透彻说明其中的一个重大细节，形成某种悲剧性的张力。这个细节，就是关于他跟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一个堪称“风暴眼”的事件，只得到“模糊性”的解释。这同时也就留下了发掘的价值和空间。
政治透明、决策公开，是极权体制的命门，若遇重大社会冲突则更甚，一旦触碰，就会爆炸。钓鱼台赵戈会见“把中央常委的决定捅了出来”（赵语），所引起的爆炸性效应，举世目睹，至今没有一个令人释怀的解释，可谓“二十年的遗憾”，本文就来尝试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我的解释，不把赵紫阳定位在一个领袖、崇高者、献身者，而是首先把他看作一个从政者（politician）。他已长眠地下，可任历史评说。
1；安抚老爷子
胡耀邦去世，学潮骤起，党内改革派便忧心忡忡。陈一咨回忆，他的秘书拿来一张贴在人民大学的“关系图”，‘我一看感到要糟糕，这张“关系图”，几乎把所有上层领导人都点了、骂了，既有不满，也有恶作剧，真是天真地把政治当儿戏啊！像在“李铁映”名下写的就是：“邓小平私生子，靠裙带关系窃据政治局委员要职”。一位高级干部子弟原来支持学生，看了这张图，转而大骂“学生胡闹！”’
他意识到“搞不好这场运动又要闹悲剧了”，因为他知道，邓小平早在二野时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泽东也批评他“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毛泽东是“运动群众”，邓小平是“害怕群众”，在受辱的情况下，邓小平决不会作半点让步。他感到一方面要劝学生理性，另一方面要抓紧疏通邓家。
五月三日下午，陈一咨带着副所长李峻、白南风到了邓家，与邓朴方整整谈了五个小时。文革中陈一咨在北大落难，跟邓朴方相识了，改革中，两人也常交换意见，八七年为制止反自由化的错误做法，他们也合作过。陈先讲了李锡铭、李鹏汇报的不实，“四二六”社论只会激化矛盾，照这个方针中国会陷入灾难。
邓：“那你说怎么办？”
陈：“现在缓解矛盾的办法就是请你们老爷子出来讲话。”
邓：“已经到这一步了，还怎么讲？”
陈：“学生对你们老爷子是又恨又盼，恨是恨‘四二六’社论狠了，盼是盼老爷子说几句学生是爱国的话。比如，接见外国来宾或记者时说：‘娃娃们都是爱国的，年轻人嘛，总想把事情办得快一点、好一点，可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很多事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办成的。欲速则不达嘛！’这么说又肯定，又批评、矛盾就缓解了。”
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跟老爷子说说。”
陈一咨知道大事不好，但他深谙决策机关窍门，急中生智去安抚老爷子，是此刻应急之招，然而他也只够得着邓小平的儿子。
2、“邓掌舵”爆料三说
关于这个事件，中共解释不了，赵紫阳及其幕僚，是唯一的解释来源。前后有过三种说法，都是借助了一种时间上的错位：
1989年5月16日，戈氏上午见邓小平，下午见赵紫阳，何者为“最高级会谈”？这个“规格性”问题，产生了一个“政治机会”——其实，这是极权体制预留的一个漏洞，谁能利用它、怎么利用最好，只是一个技术问题。
最早出现的“陈说”——陈一咨在流亡伊始就提供一种说法：苏联代表团质疑，邓小平什么党内职务都没有，戈氏见他算什么？于是王瑞林打电话来，要赵紫阳下午向戈氏解释一下。这个说法天衣无缝，说明赵阵营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授人以柄。
多年后又有一个“鲍说”——鲍彤出狱后说，在秦城他就自己揽下这个责任，说他根据中联部的介绍，替赵紫阳写了讲稿，说明邓虽退休仍然掌舵的意思。
最后的“赵说”，分别见于《开放》出版的宗风鸣著《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赵本人的《录音回忆》两书，完全相同，大意是针对民间“垂帘听政”的说法，为了“维护邓的形象”，才说出这个秘密，“完全是好意”。
另据明报援引赵与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谈话，提到更具体的细节，即邓小平坚持他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见，才算“中苏最高级会谈”，并一再强调“这句话我一定要告诉他”，但不知为什么他会见时却忘了说这话，由此便要由赵紫阳来告诉戈氏“邓小平掌舵”的秘密。赵告诉杨：“我还对鲍彤说，小平同志可能真是老了，记性不行了……这一番话，本意是替邓小平把他忘记讲的话转告戈尔巴乔夫，目的是让对方回国后对此行能有个交代，至于外界如何理解，造成什么误解，我就没有办法控制了。”
3、总书记务必“现场直播”
我在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旁证，即二十年前我听一个目击者亲口陈述的事实：当时赵紫阳先一步到钓鱼台国宾馆，非常急切地询问一个细节，这次会谈是不是“现场直播”？令记者们惊讶的是，总书记以前从未在乎过这个细节，而“直播”的要害，是不能删节讲话人的任何一句话，即避开了新闻检查，这也是中共很少允许“现场直播”的原因。据说，赵紫阳待记者告诉他确是“直播”无疑，就河南话脱口而出：“好！”然后坐下来，一只手有节奏地拍著沙发扶手，打起腹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