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是“政治决策”，所以才会干枯。戴蒙在《崩溃》中写道：中国淡水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拥有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南北悬殊，北方仅为南方的五分之一。尤其农业灌溉三分之二靠地下水，含水层正在慢慢枯竭。中国是世界上河流断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至今河水仍在被不停地抽取，因此断流问题进一步恶化。例如从1972年到1997年这25年间，有二十年的时间黄河下游出现断流，而断流天数也从1988年的10天增加到1997年的230天，甚至在潮湿的南方，如果遇到干旱季节，长江和珠江也会断流，从而影响航行……。
二、鬼推磨：两亿廉价劳动力
近三十几年，中国有两亿廉价劳动力拼命工作，对这个世界的意义，大概要等一百年后，才看得比较清楚。
这么庞大的物质生产，财富创造，只获得了维持一个腐败专制政权那么一点意义；或者仅仅令一种粗糙的“国家主义”（从政治控制到经济干预）在如此巨大的一个社会中得以实验且极为成功，又因为自由经济乏力困顿，这样一种解释，令我实在不甘心。
一日偶读《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那位天才型的以色列青年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两本畅销书之一，他阐述“农业革命”在人类演进中的意义，解析人类摆脱250万年的采集狩猎阶段之后，开始驯化植物、饲养畜牲——关于农业对人类的重大意义，论述甚广，我记得《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详述农业带来定居、专职精英、士兵、征服等等，赫拉利也作如是观，说农业正是未来大规模政治和制度的基础，他写道：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是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仓廪足而知荣辱”，在“全球化”的今天获得新的含义。中国巨大的社会劳动，在东方比较保守落后的社会里进行，不仅制造了极少数权贵阶层，它也意外地令比较开放、自由的西方社会，得以更闲暇地专注精神、价值层面的嬗变和提升。这个星球的确分成两半：有几亿人勤劳并注定拼命使用肌肉而不太劳烦精神，而另外几亿人尽可以腾出精力玩得更高级一些——世界原本就是这么分工的，在吃不饱的饥饿时代（肠胃优先）是跑不出“同志”来的。
很有趣的非预期现象：六十年代在西方，自由主义、民权运动、社会福利等价值提升，恰恰造就了他们八十年代后的经济低迷，仿佛预先为后“六四”的中国几亿廉价劳动力出场，预备好了市场和购买力。所以，西方福利社会运作的条件之一，是东方必须出现一场庞大的物质生产运动，并且是维持低劳保、低工资、低人权的，否则不可能形成，而西方经济也会崩溃，因为资本的铁律是剩余价值，它兼顾“美国优先”和“中国模式”的衬底，克林顿时代将贸易与人权脱钩，是“符合”资本性格的行为。
另一个未明的机制是，价值嬗变抑或提升的肇因，究为痛苦还是愉悦？或两者兼顾？将生物学引入人文领域乃当下时髦，物种的自私倾向甚至是存活选择决定的，是基因的规定，所以利它的价值提升（文明基本含义），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趋势）倾向。但是我们可以窥见，六十年代西方的价值嬗变，其总趋势是符合基因选择的，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抬头，但是女性觉醒、女性主义兴起的直接后果，是核心家庭的解体，它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单亲家庭普遍、子女孤单等一系列问题。
但是另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单身孤独的寂寞，可能导致社会对同性恋容忍度扩大，竟意外地使少数的同性权利得到普及，这在社会仍然以婚姻家庭为风气的保守氛围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却是，同性风气又进一步解构传统家庭，同时由于生育的替代需求，而推动试管婴儿、无性繁殖技术的精进。所以，女性撤离家庭的后果，其实是传统生殖功能的衰减，直接危及人类物种的首选：繁衍后代。
然而也不尽然。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七十亿大关，早已超出地球负荷而成一大危机，其中出生率上升和寿命延长是两大因素，与此同时，历史上造成人口锐减的战争和饥饿两大因素，也消停了近七十年，导致大自然平衡的“马尔萨斯灾难”失效。
可是另一种神秘机制，又悄悄地进行新的人口填补。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因为富裕而不振；反而是伊斯兰文明圈内人口激增，天主教拉丁语的南美洲出生率上升，呈现出来的吊诡是，制度好保障人权的地区人口下降，坏制度失败国家却大量繁殖。这里提供的结论是，人权保障个人主义上升的非预期效果，居然是节制生育的。“人口之最”的中国计划生育颇具成效，在这里是个特例，但是恶果严重，导致中国劳动力萎缩。
三、我们有过一部赶超史
集权既“举国体制”，在中国最早的事功是体育。
球赛在中国是政治物件，如毛泽东跟西方的媾和，是从乒乓球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绝大部分门类的艺术，独尊京剧，搭配体育，跳起寂寞的双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会儿还没体育，所以它能在两千年之后溜号？这竟然构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有染“红都女皇”江青，成为文革后期脍炙人口的黄段子。
新中国的体育，是一枚“雪耻”的温度计。中国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耻辱造的孽，委实延续出一段新中国续篇，或可称一部《“东亚病夫”摘帽记》，却丝毫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要知道，“东亚病夫”这四个字构成的耻辱，藏在历史记忆并不深远处，却控制着近代以来华夏民族的潜意识。这个词的出现，最早据说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上，乃西人泛指“落后国家”，其意与“个人体魄”原本无关；却是我们的“如椽大笔”梁启超，1903年发表〈新民说〉，首次用它来说国人；1904年曾朴用它作笔名，开始发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体质虚弱相联系。显然，这是国人给自己扣的一顶帽子。
“解放后”，中国要出“东亚病夫”这口恶气，所以前十七年的国家体委主任是元帅级的贺龙，他同时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掌兵权的管体育，可见其功能。但中央领导人对足球赛都很情绪化；六四年国家队输给巴基斯坦，贺龙一怒之下竟将其解散；八一足球队出征前，外长陈毅（也是元帅级）对队员说：你们要赢巴西队，“我陈毅就给你们磕头!”邓小平要看电视转播足球赛，下令中央电视台晚间八点不准插播新闻；九〇年亚运会中国输给泰国，邓竟打电话责问万里：“怎么搞的，我们这么个大国连泰国都打不过啦？！”
政客（国家领袖）不一样，中国球迷跟英国球迷绝对不是一个种类。北京学生闹事之前，早有球迷闹事；中国政治危机的先声来自球场，只是没人读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五一九”球迷骚乱，我们不妨把它当一个起始点，生发出两条平行的轨迹：一条是从这绿茵地，延伸到几年后的天安门广场，空间变得更阔大，模式则从球迷骚乱转变为街头政治抗议；另一条则是衔接到“鸟巢”，空间没有广场阔大，但是“雪耻”的含义浓烈到了顶点，几近凯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