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沙头角枪战：被删去的武装化证据
7月8日沙头角事件，是判断六七暴动是否已出现武装化倾向的重要案例。一般史料记载，当日有数百名大陆武装人员或民兵越境，攻击沙头角警岗，造成五名警员死亡和12人受重伤。这是中英双方和平时期首次发生军事冲突，远远超出工潮、示威或街头冲突的范围，是一场边境武装冲突和准军事行动。
1967年7月10日《明报》，禁区内两边对阵，双方布防属战时状态。
1967年7月沙头角枪战后，警岗外墙仍可见弹痕累累。《香港动乱画史》图，页76。
若一部历史志书刻意略去沙头角枪战，造成的效果非常明显：六七暴动中的武装化证据被削弱，内地因素和跨境因素被抹掉，事件更容易被转化成香港社会矛盾自然激化的结果。
程翔《始末》的叙述则相反，他把沙头角枪战放入暴力升级链条之中查察：先有工潮和示威，继有左派宣传和动员，再有边境武装冲突，随后进入炸弹阶段。这样写出来的六七暴动，不再是一场逐步失控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场不断被推高暴力层级的政治运动。
因此，沙头角事件的有无，不是枝节问题。它关系到六七暴动是否具有跨境政治动员和武装化升级的性质。删去沙头角枪战，等于删去理解暴动性质的一块关键拼图。
四、清华街炸弹：平民受害者为何重要？
清华街炸弹炸死黄绮文及黄兆勋小姐弟，是六七暴动中最具道德震撼力的事件之一。历史叙述是否正面呈现这类事件，直接影响读者对暴力性质的判断。
1967年8月22日《华侨日报》左派暴徒残忍罪行罄竹难书幼年姐弟惨死弹下。
如果一个叙述只写“爆炸事件造成伤亡”，而不写受害者是8岁及2岁之儿童，不写炸弹被置放于朱古力盒内，不写社会舆论如何震动，不写平民死亡如何改变市民对左派的态度，那么暴力就会被抽象化、技术化、去道德化。炸弹只是“事件”，伤亡只是“数字”，受害者的面孔被模糊。
程翔《始末》的处理方式则是把这类事件放回道德和政治判断的中心。炸弹不只是战术，不只是压力手段，而是对无辜平民的恐吓和伤害。清华街炸弹案之所以重要，正因为惨案使广大市民清楚看到，所谓“反英抗暴”已不能再以“反殖民斗争”解释，伤及无辜超越社会运动与恐怖手段之间的界线。
历史学当然不能只靠情绪判断，但也不能以“客观”为名抹去受害者。“女童右手掌焦烂，肚爆肠流，当场炸死街边。弟弟颈部被炸穿了几个洞，昏倒街上。”两童惨死人神共愤，并非煽情，而是判断暴力性质的核心。
五、语言选择：群体、组织与责任
《香港志》与程翔《始末》研究的差异，还体现在用语层面。《香港志》较常使用“群众”“工人”“左派人士”“社会矛盾”“冲突升级”等词语。这些词语的共同特点，是主体较宽泛，责任较分散，行动者不够具体。读者看到的是群众情绪、社会压力和局势恶化。
程翔则较多使用“左派组织”“新华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统”“领导层”“决策”“动员”“升级”等词语。这些词语的重点，是把事件重新组织为一条行动链：谁动员、谁宣传、谁协调、谁批准、谁默许、谁执行。
这正是两种史学方法的根本差别。《香港志》的叙述倾向是去主体化：事件仿佛由大环境压迫而成。程翔《始末》的叙述则是责任化：事件由具体组织和具体人物在特定时刻号召形成。
“群众不满情绪上升”和“左派组织决定升级行动”，两句话都可以描述同一阶段，但它们指向的历史责任完全不同。前者把暴力放回社会环境，后者把暴力放回决策者手中。
六、周恩来角色：控制、默许，还是被拖入？
周恩来在六七暴动中的角色，是最复杂也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简单说他“全面控制”或“全面放任”，都不足以解释现有材料。
从吴荻舟笔记等材料看，周恩来对香港局势并非毫无顾忌，他意识到港共行动过火，不希望香港局势失控，更不希望把中央推向被动。故此新华社香港分社将“5.22花园道事件”，写成港英警方“打死打伤二、三百人”，《人民日报》转载时再冠以“血腥大屠杀”标题。
5月27日吴荻舟《六七笔记》记下周恩来批示“现在迫着中央上马的太多”。程翔《始末》进一步解读，“左派有盲动之嫌，不讲究策略，对港英斗争欠缺通盘考虑…”，又批评这种行为是“形左实右”。（详见程翔《始末》页100）
吴荻舟《六七笔记》5月27日。
程翔《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页110，解读周恩来5月27日指示。
不过到了7月8日沙头角枪战，近300名武装分子过境攻击警岗及警员，事前却得到周恩来默许。7月12日开始的炸弹浪潮、宣传继续激进、暴力不断升级，如果中央真要强力制止，可以通过改变宣传口径、停止拨款资助令港共迅速降温。现实却是，暴力持续升级，平民死伤在所不惜，令市民倾斜于政府，要求尽快平息暴乱。
所以，更合理的判断是：周恩来在文革政治气候、香港战略价值、港共激进情绪和国际风险之间，陷入一种“想控制大局，但在特定阶段默许或未有效阻止升级”的状态。
七、英国档案与程翔研究：如何互相补充？
英国解密档案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港英政府即时观察到的事实：警情、情报、炸弹、伤亡、拘捕、边境冲突和社会秩序变化。这些材料都是即时性，第一身，也有殖民地政府自我辩护的立场。
程翔《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的贡献，则在于尝试把行动层面的事实与中共在港系统的组织逻辑结合起来。他没有单靠英国档案批评左派，也不是只从官方叙事反推结论，而是把英国档案、左派报章、吴荻舟材料、人物传记和香港本地记忆放在一起交叉阅读。他曾任《文汇报》副总编辑，熟悉左派媒体和中共对港宣传系统的操作，令他的研究不同于一般外部批评。
程翔《六七暴动始末》一书201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年获香港电台“第十二届香港书奖”十大好书殊荣，也是该年最高票数入选香港书奖。评审评语指《始末》善用档案，分析详尽，反思深刻，堪为香港六七暴动研究的新里程碑。程翔研究最大的意义是把六七暴动从“事件叙述”推进到“责任追问”：不只问发生了什么，还问是谁推动、谁决定、谁默许、谁掩盖。
沙头角枪战为准军事行动，五名警员阵亡，12人重伤。事后为淡化事件，中方称军队为“民兵”。程翔却追问责任，层层推敲。
八、《香港志》的问题：不是没有写，而是怎样写
评价《香港志》的六七暴动叙述，不能只问它有没有提到工潮、示威、冲突和炸弹。更重要的是问：哪些事件被放大，哪些事件被缩小？哪些日期被清楚标明，哪些日期被模糊处理？哪些受害者被写出来，哪些受害者消失？哪些责任主体被点名，哪些责任主体被隐藏在“群众”“局势”“冲突”这些抽象词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