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看，《香港志》既为港共圆谎，丁新豹、刘智鹏及刘蜀永之史学、史识、史德均不符专业守则。刘蜀永形容志书“述而不论”，但选材就是判断，时序就是解释，用字就是立场。
若不写沙头角，暴动就少了武装化证据。若延后炸弹起点，暴动就少了主动升级的时间链。若略过清华街两名儿童被炸死，暴动就少了平民受害的道德震撼。若不追问新华社香港分社、港澳系统和吴荻舟等人物的角色，暴动就少了组织和决策层面。
这样写出来的六七暴动，自然较像一场因殖民压迫而逐步恶化的社会事件；而不是一场在文革政治气候下，由港澳工委策划、斗委会总动员，誓要推翻殖民统治、并在关键时主动升级的红色恐怖主义行动。
4月1日，历史博物馆新“香港故事”重开，展览场馆布满“国安”及“爱国”元素。（摄影：A）
《香港志》、英国解密档案及程翔《六七暴动始末：解读吴荻舟》对六七暴动叙事的对比
三方对关键事件的精简对照
最简洁的总结
结语：历史的分歧，在于责任如何被写出或写走
六七暴动的史学争议，不是简单地在“反殖民抗争”和“左派暴乱”之间二选一。殖民管治确有问题，工人处境确有不公，警方初期处理也可受批评。但这些事实并不能自动取消后来炸弹、暗杀、武装冲突和平民死亡的责任。
一部严肃的历史叙述，应该能够同时承认社会矛盾、殖民问题、左派组织动员、北京影响、港英管治反应和市民民意转向。它不能为了维护政权之正当性就删去沙头角枪战、模糊7月12日第一枚炸弹、淡化清华街惨案，或把责任主体化成无名的“群众”和抽象的“局势”。
同一场六七暴动可以变成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是受压迫者的反殖民抗争；另一个世界是文革外延到香港的政治暴力。实录直书是史学工作者唯一的责任，绝不可将遮蔽的事实、延后的日期、消失的受害者及被模糊的责任重新放回历史现场。因为历史的关键不止于写了什么，更在于不写什么。六七暴动的核心问题，不只是香港当年发生了什么，而是一场“记忆与遗忘的抗争”。谁在行使“权力”保存记忆，制造遗忘，并透过“爱国教育”将历史彻底改写。
罗恩惠
《消失的档案》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