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全世界都跌破眼镜：而今汉献帝真是长本事了，他竟然麻利地收拾了李傕（徐才厚）郭汜（周永康），却让董卓安然无恙，而那老贼也并不反扑，天下怎会有这等事情？要么老贼绝不允许习砍掉他的左右臂膀徐周，要么习既捉了徐周，断不能放过老贼。这是最简单的政治，黄口小儿都懂，中国内部却不断释出诸如“下一个大老虎”、“遇刺”、“政变”等诡异传闻，海内外如坠五里雾中⋯⋯。
3、关于“免死牌”
依照权力结构来看，“上海帮”经营了二十五年，期间甚至可以操控一个“儿皇帝”（用徐才厚看死胡锦涛）十年之久，而习近平从二○一二年正式上位算起，还不足两年，哪来的实力神速摧毁“上海帮”？况且，如今中南海里的汉献帝，若转回当年洛阳城中，乃是被老贼的心腹吕布、李儒（“上海帮”之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群虎环伺；政治局常委的力量对比，比胡锦涛那一届好不到哪里。因此，习近平王岐山之“打大老虎”，似另有两造玄机。
一是“顾命大臣”出山。国内网络上纷传八月北戴河会议，“老同志”宋平代表万里乔石等，怒批江泽民“祸国殃民”。人们一看这帮久违了的“老梆子”，首先要问：这二十五年你们都干啥去了？而他们闲散了这么久依然有一言九鼎的权柄，也令人费解。毛邓两代集权而后嗣虚空，必定会有“顾命大臣”这种角色，先前曾有叶剑英；可是这位“花帅”，非但没有襄助“四人帮”，也未能保护华国锋，乃一负命的“顾命大臣”。
二是所谓“免死牌”。列宁式政党去学“丹书铁卷”那一套，让人只觉得十几亿人都把那清宫戏看得太入迷了。况且，中共的权力争斗历来你死我活，即使“六四”后，被废黜的赵紫阳没有进秦城，也是在家幽禁至死。
但有更要紧的一桩是，这个党早已抛弃“共产主义”，它似乎也不必死守列宁党的陈规旧矩，继承一点“中国传统”未始不是一种机灵。要说江泽民的“免死牌”，不是早已从八大佬那里领取了吗——可以不择手段“把经济搞上去”；稳定江山，就更可以无所顾忌——江泽民想的是，你们野战军开进京师杀人，要我来“挽回合法性”，那是容易的吗？我不要礼义廉耻了，流氓特务黑社会都使上也不管用，所以才重用周永康这种肆无忌惮之徒嘛，但最终还得你们来埋单呀——这不是最大的“免死牌”是什么？习近平凭啥今天来算后帐？可以预料，李鹏是第一个要出来替江泽民掰斥的人，因为这涉及到“镇压的合法性”，所以今日“红二代”要扳倒这老贼，需将李鹏这太子党“一勺烩”了才行。
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中都不断流传消息，称“江泽民因膀胱癌去世”。有关消息来自北京301医院。外交部比国新办还要离谱，发言人华春莹罕见地表示她“第一次听到有关消息，无法证实”，那潜台词是：你们知道高层有两派，你叫我找谁去证实？香港媒体多年的经验是：二十四小时不发丧，就是没死人。这是有根据的：毛泽东、邓小平驾崩，中共皆未“隐瞒”，如期发丧。这次江泽民早已过了二十四小时，应该还活着。不是当年叶剑英那样邓下令无论如何不能叫葬礼冲击国庆，医生只好维持，不拔管子，于是花帅又当了两年植物人。问题如旧：全党全国又在等一个人死掉。他死了，才有戏。
二、海派
武汉病毒期间，大上海封掉了，等于把中国的经济金融封掉了，也等于把一半全球经济封掉了，其非同小可，也因为经济是中共的命根子。中共三十年经济起飞、大国崛起，绝对倚重上海，而期间脉络，又绝对少不了一个“上海帮”；假如再贯通到近代史上，那里还有一个“海派”，就连中共历史上，也有一个“海派”；若再揳进文革十年，那里还有一个“四人帮”，真是热闹非凡。梳理这段历史，你才知道，为什么习近平至今斗不过“上海帮”。
笔者多次论及，中共对外姿态在1992年前后发生重大转变，从此前的“韬光养诲”一变而为对东亚咄咄逼人﹕
第一，摹仿“亚洲四小龙”的来料加工型经济特区，从赵紫阳时代起步，虽先后经历了三波“沿海开放城市”的“放”与“收”的政治风波，其间还发生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短暂萎缩，但终因获利巨大而使“放”成为压倒趋势。1992年的进出口贸易额超过1600亿美元，比开放前的1987年增长了5.2倍，年均递增15%；在世界贸易国家的排行，也从32位跃到11位，超过了先前摹仿的“四小龙”当中的三个﹕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其吸收外资用于薄弱的能源、交通、通讯和原材料的基础建设亦收益极大，仅1992年就有4个铁路和港口项目上马，提升了东南沿海的港口吞吐能力，也缓解了华东华北的运输紧张。外贸部长李岚清1993年就提出了进入世界十大贸易国行列的目标，这个目标决定了中国大陆将与东亚各工业国遭遇贸易竞争，是迟早的事。
第二，东南沿海开放的重点，又经历了“先南（广东）后东（上海）”的转变，是最耐人寻味的一个微妙政治后果。大陆第一批“特区”四个，三个靠近香港的（深圳、珠海、汕头）都发展迅速，唯一位于东海的厦门则一直冷落。上述三波“沿海开放城市”的政争，第一波是1984年的广东“特区”存废之争，以邓小平突击再开放12个沿海城市而告终。第三波即去年再度引发的“特区”存废之争。
由粤转沪
其中以第二波最为有趣。“六四”后对外开放曾一度停顿，1991年邓小平以“南巡”推动“第二次改革”，中共高层曾发生一场争论，对所谓“第一次改革”中走得最远的广东之“开放”经济效益提出质疑，认为中央逐渐对它失去控制的原因，是广东的贸易有75%是通过香港来做的，对香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广东的“对外开放”只是“肥”了香港，财富均被香港拿走。据说邓小平颇后悔没有提早开放上海，乃决定“第二次改革”以上海的浦东开发区为重点，并以上海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以至中原和西南，把财富截住，不使流向港台。从此上海的各种优惠都超过广东，在大陆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一跃而为首位，整个东部沿海也热闹起来，红极一时的珠江三角洲退居于后了。此后又连续开放闽东南地区、环渤海湾地区等东部沿海经济开发地带，明显地将对外开放重心由南东移了。
上海成为重心，另一种解释认为是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攻占”中南海的结果。
第三，经过十多年对外开放的历炼，中共的国际竞争意识已渐成熟，他们正在把工业东亚，从“天时、地利、人和”的摹仿对象和投资者，变成经贸竞争对手。他们口头上欢迎所谓“大中华经济圈”，骨子里是要当这个经济圈的龙头老大，竭力提升上海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上的地位，希望重温本世纪初上海作为东亚第一大都会的旧梦，已经暗含了这种势头。中共对东亚和亚太地区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不断升高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在这种背景下，经贸竞争迅速被超经济的政治需要所左右，全力加速经营大上海，变成遏制台湾，操控东亚，比肩东京的战略一环。估计九七中共拿回香港后，将充分利用香港的地位，使其成为大上海的犄角，互为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