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来是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的另一个中心，1949年以后虽起起伏伏，地位其实从来不弱于北京。后冷战时代，中国解除北方威胁，战略重心东移太平洋，上海地位愈加吃重。中共若着力经营上海，利用外资迅速改善它的基础建设，它就绝不是一个来料加工型的“经济特区”，而将恢复其在近代史上曾经具有的容貌，成为国际金融、贸易、信息、航运中心，这对于一水之隔的台湾经营“亚太营运中心”势必构成严重挑战。今天这个态势已经非常明显，不出一二十年便成事实。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都将无法回避一个所谓“大上海”的出现。
“江核心”
“六四”屠杀后，连杨尚昆、王震等老人都出来呼吁不要干扰经济建设；陈云的心腹宋平，也到“上海帮”里去挑选干部了。大家都觉得，还是邓小平的老把式单纯、管用，不管这个江山姓资姓社，只要姓共就好；上上下下都高喊“把经济搞上去就能防止和平演变”，民间的大实话却是：“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这又引出晚清故事来，当年慈禧杀了维新党人，又闹出一场“拳乱”，自己竟被八国联军逼出北京。订了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后，她也想搞变法了，问荣禄如何。荣碌老老实实告诉她：变法能救中国，但救不了大清。当下邓小平找来的两任总书记都栽了，他也只好接受元老们从上海选来的江泽民，但是没有人知道江是块什么料。
隔开三十年距离再来评估，你会发现中共这个制度，猝不及防中产生的接班人，往往是最佳人选。前面的一个例子是华国锋，毛泽东临终指定他“你办事我放心”，他反而决策抓了“四人帮”，大快人心。下一个例子，就是江泽民，他几乎是以一个京剧二丑的模样登场——后毛时代的中共“统治人格”，有一个“祛魅”趋势，从毛到邓，“魅力”一次性大跌损；再从邓小平经由江泽民的“丑角（滑稽）型”，走到胡锦涛的“平庸（唐氏综合症）型”，不期然吻合了”韬光养晦”的权谋，若非精心设计，而是本色如此，皆称得上为骗取天下的大奸。
九〇年代末，民间谣传秋日某晚，在哈同公路佳木斯到桦川路段，有数不清的青蛙跳到公路上，被急速行驶的车辆压死，透过车窗可以看到遍布公路上的青蛙尸体，支离破碎，坊间由此生出一则“蛤蟆精”段子，影射江泽民。当民间弥漫着一种蔑视情绪之际，《南华早报》中国版编辑林和立却指出，江泽民是一位被低估了的政治家，端看他上台后的手段：头一招是借党内民间的“六四”怨气，以“陈希同﹑王宝森”大案，摆平骄横的北京市委；二是针对最具挑战性的乔石﹐否决中纪委关于各级纪委独立于地方党委的方案、反对全国人大提议将“武装力量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为“对人大负责”﹐也笼络了军方﹐两招便令乔石势力急剧跌落。
“内外二元分离”
纵观“江核心”时代，这厮干了几件事情，叫中共平顺捱过“六四”危机：
1、让党和国家皆彻底腐败、烂掉，即所谓“闷声发大财”；
2、与西方妥协，绝不跟美国搞对抗；
3、师夷之际，也操弄“义和团”于股掌之上；
4、以民族主义替代马列主义，作为执政的意识形态。
据说，邓小平给江泽民的政治遗嘱是：“绝对不跟西方翻脸”，然而江在国内放纵仇外思潮泛滥，以为平衡；再大举引进外资，又拆除“社会主义”，将中国转型为廉价劳力的世界工厂，重铸政权合法性于“经济起飞”基础之上，打造出一个“软红十丈”的盛世，不可谓不成功。
从上个世纪末起，中国人染上“憎羡交织”的人格分裂心态，始之于江泽民操弄的“内外二元分离”——政府亲美亲西方，却煽动民众仇外仇日。1992年春有一场“反殖民文化运动”，自沈阳至北京、上海、武汉，刮起了一阵拆招牌风，所有带有“媚外”色彩的店名，纷纷换招牌，重办营业执照﹐如“帝王”改为“国旺”，“帝国”改为“祖国”，“路易十三”改成了“英模城”；上海甚至扩展到更换街名，因为“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色彩太浓”。
中国的仇日反美民间活动，多年发展后渐生成为一门数以亿计的爱国宣传生意。“东方好莱坞”，浙江省横店盖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影视城，自2016年以来，旅游业的受益达到165亿元人民币。以每年平均计算，单是横店这个影视城就出产了50套抗日电视剧。一个名姓施的临时演员告诉记者，他最忙的一天，需要在8套不同的抗战电视剧里扮演日本鬼子，他当天死了8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