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到青年，本来应该逐渐学习历史、科学、文学、数学、逻辑、哲学，并形成一种理解复杂世界的能力。但对于许多文革青年而言，这一阶段大量接触的却是政治口号、阶级斗争理论、领袖著作以及高度二元化的世界解释。于是一个复杂社会被压缩成几组简单关系：人民和敌人，革命和反革命，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种知识结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知道得少”，而是容易形成一种过度简单化的世界理解方式。
九、学历可以后来补，认知方式却不容易重新塑造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文革一代重新接受教育，有人进入大学，有人接受干部教育，有人获得很高专业资格甚至高学历。但学历补偿和知识结构重建，并不是一回事。知识结构真正成熟的标志，是一个人能够接受复杂性，能够承认：我可能错；我支持的人也可能犯严重错误；我讨厌的人也可能在某件事情上说得对；一个政策可能既有成功，也有代价；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同时拥有功绩和罪责；现实世界中，很多事情并不存在唯一解释。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尤其强调这种复杂性，它要求证据、比较、反证、概率和不确定性；而革命政治训练通常要求的却是迅速做出立场判断：你站哪边？这两种认知方式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
因而在某些文革一代人的思维中，我们会看到一种很强的整体化解释倾向。社会问题背后总要寻找某种敌对力量；外交冲突容易被解释为阴谋；内部矛盾容易被理解成路线问题；不同意见容易被归入立场问题。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智力，而是因为他们早年形成的认知结构更习惯于寻找“谁是敌人”，而不是寻找复杂机制。
十、知青经历进一步强化了现实主义和生存意识
如果说文革最初几年给这一代人带来的是政治动员，那么随后大规模上山下乡则带来了另一层政治社会化。
许多曾经满怀革命激情的城市青年，被送到农村、边疆和基层社会。他们在那里面对的，不再只是革命口号，而是物质匮乏、劳动、疾病、身份差异和现实生存。这段经历对很多人当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有人由此开始反思政治理想，有人真正理解基层社会，也有人形成非常强烈的吃苦能力。
但另一方面，知青生活也可能强化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宏大口号与真实生活不是一回事；真正决定命运的常常不是理论，而是关系、机会、身份和政策变化。一个年轻人如果先经历极端理想主义，再经历极端现实生活，很容易形成一种复杂人格：嘴上仍然理解理想语言，内心却越来越相信现实利益。这也为后来改革年代的价值转型埋下了伏笔。
十一、改革开放并没有简单消除文革人格，而是与它发生了混合
1978年以后，中国发生了巨大转型。革命政治逐渐退潮，发展经济、专业知识、市场竞争和个人改善生活重新获得正当性。对于文革一代而言，这是第二次巨大的社会化。他们年轻时被教育金钱并不重要，后来却进入一个财富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年轻时批判个人利益，后来却必须为家庭和子女竞争资源；年轻时讲阶级斗争，后来又开始讲经济发展和市场效率。
这并不是简单的价值进步，而是一次巨大的世界观重组。有些人完成了这种重建，他们重新理解知识、专业、法律和个人权利。但也有一部分人最终形成一种混合型人格：政治上继续服从权力，经济上高度现实主义，私人生活中极端重视家庭利益，公共语言中仍然保留宏大理想。这种混合人格，其实非常能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某些特殊现象。
十二、无神论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意义世界的连续坍塌”
我现实接触这一代人时，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观察。其中很多人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而有些人在进入晚年以后表现出强烈的失望、犬儒甚至虚无主义。但这个现象不能简单解释成：无神论导致虚无主义。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思想史事实。无神论者完全可以拥有非常坚定的道德价值，而宗教信徒也并不会天然免疫犬儒主义。
真正值得研究的是：这一代人的意义世界经历过什么。
毛时代的国家无神论，并不只是哲学上的“不相信神”。它与传统宗教、宗族伦理、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权威的大规模破坏联系在一起。但是，人并不会因为宗教退出就不再需要意义。事实上，革命政治很快填补了这一位置。毛泽东思想、革命理想、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目标，为一代青年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解释。它告诉人：历史往哪里走；谁是善；谁是恶；人生为什么值得奋斗；个人应该为什么牺牲。
从社会学角度说，这种政治信仰承担了许多过去宗教和传统伦理承担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