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总理朱镕基2026年8月12日去世，终年98岁。朱镕基在担任中共总理期间力推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主导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最后阶段的谈判，特别是与美国的谈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都意义重大。中国更紧密地融入到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并在2010年跃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也为数年后，美中之间围绕中国是否兑现了其入世承诺而引发的一系列贸易争端和持续到今天的贸易战埋下了伏笔。
1999年4月，朱镕基以中共总理身份访问美国，他的最重要目标就是与美方完成中国入世谈判并签署双边协议。但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当时迫于美国国会和各方压力没有与他达成协议，成为中国长达15年的入关/入世谈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
曾在1998年至2000年担任负责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参与了朱镕基的那次访问，并与他有过直接接触。
李侃如是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在退休前担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他是美国主张与中国接触的学者之一。李侃如2023年1月接受美国之音(VOA)专访时谈论了他对朱镕基的印象，特别是他1999年4月的那次“不成功”访美。
李侃如认为，朱镕基是中共少有的懂得如何与西方打交道的领导人之一，他幽默、坦诚、审时度势，在推动中国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中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
李侃如说，朱镕基才华横溢，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但他知道如何与他的上司江泽民共事。他认为，朱镕基也推动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但这导致了腐败滋生、国有资产流失和大批职工下岗，这使他受到很多批评。李侃如还认为，朱镕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并非是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而是维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资料照片：新任总理的朱镕基在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闭幕式后的记者会上讲话。(1998年3月19日)
以下是本次专访的主要内容：
VOA：您对朱镕基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李侃如：我的总体印象是，他是或者说曾经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导人之一，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一个真正非凡的人。他工作努力，才华横溢。他对中国会向何处发展有一个愿景。他是一个对下属是非常非常严厉的监工。我认识他的一些下属，他们对朱镕基一致的一个评价是，为他效力是多么的荣幸，而当他生气时，他们又是多么的害怕。他有着高标准。我认为，他也是一位精明的政治人物。他知道他能推到什么地方，知道他什么时候不得不做，如果他能拍板的话，我认为会做成更多的事情。他知道怎么与人共事，特别是与江泽民。我认为他对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做成他想要做到的所有事情。他所尝试的一些事情后来在他下台后被废除了。他也是一位给人深刻印象的绅士。我有幸在不同场合与他会面。我绝对算不上是他的私下朋友，但在我有幸与他私下和公开的交谈中，我对他的印象总是非常深刻。
VOA：您能否分享一两个您与朱镕基共事的小故事?
李侃如：我想讲两个故事，都是出自1999年4月朱总理的那次访美之行。那次访问并不成功，美中未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签署双边协议，对朱镕基是个巨大的打击。他回到中国后，我们非常专注于为达成一份成功的协议而重启谈判。我认为，我个人的评估是，由于那次访问失败，朱总理在北京失去了很多政治资本。我接下来还会讲到这个，让我姑且这么说。
几个月后，朱镕基同意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恢复中国入世谈判。我陪同萨默斯财长前往中国。我们飞赴太原与朱总理见面。他在那里主持“西部大开发”项目，但花很多时间与我们会晤。我们与朱镕基坐下来，我们的代表团有八个人，六到八个人，不是很大，是一个跨部委的代表团。
据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回忆，这张照片是他陪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前往中国太原与朱镕基见面，讨论美中恢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时拍下的。(照片由李侃如提供)
朱镕基总理也率领了一个人数相似的代表团。他与萨默斯财长坐下来后，非常坦诚地列出了他由于4月份访美失败而面临的问题，他由于失去了一些灵活度，无法简单地恢复谈判。他想非常坦率地告诉萨默斯他需要什么，以便能够提出恢复谈判的理由，并努力使谈判取得圆满结果。他比较详细地提出了三个条件，我们与他进行了讨论。很明显，他对这三个条件中的每一个都是绝对认真的，而且每一个条件，坦率地说，都是有道理的。
就我的经验来看，这对中国官员来说是不寻常的，特别是在那些年里。我们坐在会议桌前，有时在与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的会议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这里，看到一位领导人坐在那里说，‘我去了华盛顿，我是带着诚意去的，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我以为我们可以解决它们，但你们没有让我这样做。所以那次访问失败了，那次访问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此，这是我重返谈判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我希望看到它成功，但在这之前我无法重启谈判。’我只是在转述，用了美国的术语，但这的确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坦率。我记得那天晚上，萨默斯部长直接给克林顿总统去了一封信，阐述了这些条件，并要求允许原则上同意这些条件。我们也这么做了。不久后，谈判恢复，但我们仍然需要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碰头。会晤是在新西兰举行的，江泽民和克林顿总统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领导人都也出席了那次会晤。
第二个故事也是发生在那次中国之行。一次午餐后，朱镕基把我拉到一边，我们坐在沙发上聊了起来。当时他问我，到底需要什么才能让美国真正相信中国，因为他的感觉是，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可以相互打交道的地步，我们还可以做更多。但彼此缺乏根本的互信。我由此思考，很坦诚地说，我在冷战下的美国长大，我觉得美国人永远不会相信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层。我很坦诚地向他们讲了这些，我记得那是1999年，或者是2000年刚刚过，我说，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改变了很多，你可以合理地称之为中国社会民主工党或者诸如此类的，改个名字，这仍然忠实于你想做的事情和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改个名字，那会有很大帮助，并消除美中之间的信任问题。他看着我说，这是很有意思的想法，但我们当然不能那样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品牌，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品牌。那种对话是我们在中国不可能有的，但你可以和朱镕基总理进行那样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