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偶然看到老师的消息。他已经退休了，却似乎还在各地讲课。讲的还是他后来做了很多年的那门学问——舆情。
看到照片的时候，我盯了一会儿。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在中国，“舆情”已经是一个庞大的行业。各级政府有舆情监测，有舆情研判，有舆情处置，有舆情培训；出了事情，要看有没有形成“舆情”，形成了要判断等级，判断之后要决定回应还是冷处理，是删，是压，是引导，是转移，还是寻找另一个热点把它覆盖过去。
围绕着人的愤怒、悲伤、怀疑和不满，竟然可以建立起如此精密的一套知识体系。老师后来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而他曾经是我的语文老师。
一
高一那年，我一度想辍学。家里穷，读书是一件需要反复计算成本的事情。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所谓人生道路，在那个年纪其实没有后来想象得那么多选择。很多时候，一笔交不起的钱，就足以替你决定命运。
老师知道以后，替我交了学费。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我一直铭记。有些恩情不需要宏大的语言。人在少年时代最困难的时候，有人伸过来一只手，那只手会留在一生的记忆里。
他不只是帮过我。1989年春天，《河殇》曾经引起巨大反响。六四之前，老师自己掏钱，买来《河殇》解说词的单行本，发给全班同学，一人一本。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那个场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花自己的钱，把这样一本书发给几十个十几岁的学生，我也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常常想，我此后一生对历史、政治、社会的兴趣，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对这个国家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追问，最初的一些种子，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埋下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我的启蒙老师。这个词，我不愿意收回。
二
后来他离开学校，进了省级党报；再后来做记者，也做过调查报道；再后来，他越来越多地研究舆情，渐渐成为这一领域颇有名气的专家，全国各地讲课。
听众当然不是普通市民。是各级政府，是宣传部门，是各种掌握公共权力的机构。由党国各级衙门买单。
如果人生可以截成几个互不相干的镜头，这些镜头摆在一起，会有一种奇异的蒙太奇感：1989年的春天，一个中学老师自掏腰包，把《河殇》发给学生；几十年后，同一个人在讲台上告诉官员，舆情怎样发生，怎样发酵，怎样研判，怎样应对。
我不知道该怎样简单评价这件事。也许恰恰因为不能简单评价，我才一直想着它。
三
我后来在深圳工作多年，每次回老家，基本都会去看看老师。我对他的感情没有因为年月而淡去。
有一次几个同学一起吃饭，老师谈兴很浓，讲起自己这些年做媒体的经历，也讲起怎样利用媒体的特殊地位和资源去建立关系、办事情。他讲得颇为兴奋，我坐在那里听；大家说笑，我也跟着笑，但心里一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第一次清楚意识到：我少年时代认识的那个“老师”，和眼前这个熟谙媒体权力、关系网络与体制规则的人，是同一个人，可又仿佛不是同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