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课——讲政治讲斗争
语文课如此，数学课总该好点吧？其实不然。数学课本中的文字题，通篇不离政治，而且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每道文字题之前，常常会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用黑体字醒目地编排，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例题内容或是解放前地主霸占农民土地，或是农民向地主交租子，或是人民公社粮食生产大丰收，或是工厂生产多少产品支援亚非拉。网上随手一搜，就有下面这道题：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解放前，地主阶级利用权势，霸田占地，收租放债，敲诈勒索，致使贫下中农“债务丛生，如牛负重”。有一个地主以84%的年利率贷给贫农陈大叔24元，一年后贫农陈大叔欠债是多少？
这绝不是夸张，类似的数学作业题，我不知做过多少。
有段时间，上面要求搞“开门办学”，就是请工农兵上讲台，打破知识分子“臭老九”独霸讲台的局面。我们村七制校邀请过贫下中农代表忆苦思甜，邀请过大队干部讲述土改斗争情况，还聘请大队兽医站李医生讲兽医知识。李大叔原籍河南，多少年了一口河南话没改过来，他挺认真地讲了一堂课，全班学生几乎没听清几句。
学校还搞过“革命小将上讲台”活动，以此来证明革命小将什么都能干。有一次，教我们数学的牛永胜老师让我登台讲课，他既是我的数学老师，又分管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是宣传队员，整天在他手下排演节目，他对我比较熟悉。那天，我身穿宣传队的演出服装，黄上衣，蓝裤子，腰扎武装带，头戴黄军帽，脸上还涂了层油彩，神气十足。我大步登上讲台，给同班学生讲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讲解时，教室后面坐满了前来观摩的邻村学校师生。下课后，大家对我的讲课反应不错，连那些观摩者也赞不绝口。其实，我讲的全是牛老师事先一字一句教好的，我照猫画虎，滑稽可笑，实在是一场闹剧。
理化课——没用场不愿学
在本村学校读完五年级，不用考试，全班齐刷刷上了本村七制校的初中。初中语文和数学课程保留，没有开设物理和化学课，改上《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内容多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跃进、农业八字宪法等，两年一晃而过，没学到多少知识。毕业时高中开始招生了，但实行推荐制度，且名额十分有限，有幸上高中的不到10%，其余学生回家务农，修理地球。
我属于“黑五类子女”，自然不会被推荐。后借1973年“智育回潮”的机遇，几经辗转上了阎景中学读高中。这所学校在离我家30里的阎景镇，利用地主兼资本家李子用家族的李家大院做校舍。因为是运城地区直属学校，所以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完善。可是，我们农家孩子目光短浅，觉得上中专、大学靠推荐，且需要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劳动锻炼两年才符合条件，希望极为渺茫。多数同学对数理化不感兴趣，认为学那些热能、加速度、烧杯、试管等，回到农村有啥用场？教物理的畅敬信老师征求学生意见，我们竟然要求讲授如何安装电灯，如何开拖拉机、磨面机等实用技能。你说荒唐不荒唐？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才傻眼了。不少学生报考文科，并非出于喜爱文科，而是数理化课程“抓瞎”，只能靠死记硬背历史地理，“临阵磨枪”，求得一搏。
课外阅读——缺书看瞎胡看
在本村七制校读书，大队部、公社均没有一间图书馆和阅览室。村里只有学校领导和大队部订阅《人民日报》《山西日报》，我们偶尔在学校会议室见到报纸，随手翻一翻，瞎胡看。我后来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一学期有门课程是《读报用报》，是葛迟胤老师讲的，葛老师态度和蔼，讲课认真，却很实用。
那时看课外书籍，全靠同学之间私下相互传阅，大多为“小人书”连环画。大部头小说，有《烈火金刚》《红岩》《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等等，其中有的小说是受批判的毒草，好不容易借到手只能偷偷看。看小说主要对故事性强的、打仗的感兴趣，什么史更新大闹猪头小队长和毛利太君呀，什幺小分队奇袭奶头山呀。
那时谈情说爱是资产阶级情调，学校又不开设生理健康课。个别小说有少量爱情描写和性爱描写，既充满好奇想看，看后又感到害羞，害怕，自责。悄悄秘秘看了一遍又一遍，有的文字都能背下来。比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跟余永泽在海边谈情说爱的场景；《苦菜花》中杏叶母亲跟长工偷情的场景；王柬之跟情妇淑华调情的场景，“他的大腿压在她的大腿上”，淑华吓得钻进炕洞里，“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处于青春期的我，看了这些，只能默默记在心里，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不敢告诉任何人。现在想起来，十分荒唐可笑。
阎景中学图书馆藏书不少，遗憾的是批判封、资、修，优秀的图书，老师不敢借给学生。借出的全是《虹南作战史》之类新书，政治性太强，可读性太差。倒是浩然写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反映农村生活，我们读起来很感亲近。
我初读《红楼梦》是向教语文的王全军老师借阅的，囫囵吞枣看过一遍。学校开展批《水浒传》运动，毛主席说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没看过咋批判，我从同学史志强那里借来一本看了看。志强的父亲很有学问，家中有不少藏书。
体育课——没器材练跑步
体育课更有意思。本村七制校的体育设施几乎为零，单杠、双杠、鞍马等一样也没有。乒乓球热过一阵，是砖头砌的台面，没用多久就毁坯了。初中毕业前夕，学校操场才安装了两副篮板，勉强可以打篮球。没记得学校开过正规运动会，没有学过基本的体育常识。上体育课基本上就是练习立正稍息跑步。有次上课，体育老师突然神秘地说：台湾国民党空投来一个特务，就在咱们村外，我们去抓活的！同学们来劲了，摩拳擦掌，跟随老师跑到村外一条壕沟，抓到的“特务”是老师事先安排的一位同学。
至于外语课，在本村七制校压根没有开设过。阎景中学设有英语课，却发生了闻名全国的河南省“马振扶事件”，“我是中国人，为啥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那个自杀学生的遗言，竟然引发我们的共鸣，英语学习再次被浇了一桶冷水。我上大学后，英语基本上是从ABC开始学的。
想一想，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环境，我们学到了多少知识呢？
跟“老三届”相比，“老三届之后”从小学、初中直到高中，都荒废了学业，荒度了青少年年华。倘若不是“文革”，他们中应该有更多的人考上大学，成为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材。
如今都市高楼林立，建造一座几十层高楼，需要挖掘相当深的地基，用钢筋水泥一点一滴砌到地面，然后才能做到“万丈高楼从地起”。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有幸考取大学的77级、78级，就包括“老三届”“老三届之后”以及少数应届生，成为时代的宠儿。其中不少人在各个领域颇有建树。但是，由于先天不足，根基不牢固，绝大多数尽管刻苦努力，孜孜奋斗，终难产生大师级的人物。
是谁，毁了我们的青少年？！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话不仅针对大学，小学、中学教育同样需要优秀的师资。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耽误和毁掉的不是一个人，是整整一代或几代人，是整个国家文脉和科技的塌陷式断层，是传统和文化的撕裂和毁灭。那些至今仍然盲目叫喊“接受锻炼”“青春无悔”的人，那些至今仍然盲目怀念“文革”的人，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患了健忘症？！
2013年8月14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8年12月22日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