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共纪念韩战50周年前后，官方找到一批黄继光战友出面回忆。半个世纪后冒出的目击证人们，咬定都看见黄继光堵枪眼了。但谎话自相矛盾，害得石、王文章“判明的情节”又被否定不少，于是不得不再做删改。第三版黄继光堵枪眼刊登在新华网。
前后N个版本“黄继光堵枪眼”基本事实出入很大，细节更是破绽百出，完全不能自圆其说。历史瞬间被删来改去，涂抹得不知所云。
蹊跷的是，黄继光于1952年上甘岭阵亡，这位特级战斗英雄的光辉事迹，居然没出现在四年后长影拍摄的《上甘岭》里。而其他英雄都被拍成电影，单单不拍黄继光这样的“钢铁之躯”？说明编纂得太离谱，连假戏都难做。
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的“模范事迹”造假严重
雷锋——名声最大，造假最厉害。在中共树立的所有英雄模范人物中，知名度最大的莫过于雷锋。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官方宣传称雷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天天做好事。而雷锋做的那些好事恰恰都是假的。他搀扶大娘过马路、给贫下中农寄钱、“精心”保养汽车、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学毛选、关心小学生、给公社积肥等光彩夺目的照片，都不是新闻照片，而是正正经经认认真真搞出来的“剧照”。为雷锋摆拍的黑白、彩色照片有二百多张。
不仅做好人好事的照片是补拍的，《雷锋日记》也是补写的。雷锋日记是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们在一个月内奉命集体创作的成果。据说，《雷锋日记》当年发行量仅次于毛选。
全国人民学习雷锋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但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好些当年时髦的高级商品，如毛料裤、皮夹克、皮鞋……，还有一块价格不菲的瑞士手表，这在当时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买得起的，这在当时是被看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招致批判的。遗物中的这些高档消费品和雷锋那双千针万线、补了又补的破袜子形成鲜明对比，哪个代表真实的雷锋？
焦裕禄——“什么焦裕禄精神？你一提我就烦！”这是1999年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冲记者喊的话，随后记者被赶出门去。
焦裕禄1962年12月被调到河南兰考任县委书记，1964年5月因肝癌去世，终年42岁。
1966年2月《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播报的新华社副社长穆青领衔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下称大通讯），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事迹，据说把全国人都感动哭了，但开封地区和兰考县的干部却十分反感，说报导严重失实。地委宣传部长发怒：“焦裕禄来兰考才多长时间？干出啥成绩？兰考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来看您的啥呀？看您的沙荒呀！看您的盐碱呀！看您两个人合穿一条裤子呀！”（《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9月24日）
之前，任彦芳编写的素材稿《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在地县干部中传阅，得到认可。任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总编室编辑，他回老家兰考体验生活时，据县委档案中焦裕禄亲自起草、批阅的全部文件，及县委工作日志和同事的回忆，为自己编写了这份素材。看过素材稿的人都知道，焦裕禄在兰考付出的最大精工作精力、用的最长时间、花费的最多心血、干的最多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
而新华社的“大通讯”报导，把焦裕禄做过的事情丢掉没写，而写了他没有做过的事情，把县长张钦礼的一些事安装到焦裕禄身上，又添加了关心群众疾苦和活学活用毛著作的虚构故事。
穆青为什么不写焦裕禄做过的事？因为兰考县的“三害”并不只是“风沙、内涝、盐碱地”，更大的“三害”是焦裕禄坚决贯彻执行的“三面红旗”（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
穆青生前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稿子改到第5遍，他拿给了时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吴觉得稿子的结尾“哭坟”一段写得太悲惨，“应该有一点昂扬的气概，尾巴不能耷拉下去，要翘起来。”第7稿改好，吴冷西通过了。这个昂扬的尾巴就是：“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定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
但真实的情况是，焦裕禄到兰考走马上任时，见到的是一群群逃荒的乞丐。他离开兰考去开封治病时，送他的还是乞丐。
新华社是党中央喉舌，大喉舌报导的意图来自最高层。大通讯中的“焦裕禄”与真实的焦裕禄已相去甚远，故意造假的目的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极中，找到一个能够振奋人心的积极典型”。说白了，是要掩盖“三面红旗”造成的灾难，把丧事当喜事办。于是“焦裕禄精神”这个荒唐的政治神话出笼了。
王进喜——“工业学大庆”旗帜下的标杆人物。其“铁人”先进事迹造假。百集洗脑微纪录片百炼成钢第39集《英雄年代》又重点讲了他的故事。
造假之一：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不是王进喜打的。据当年的石油工人回忆，王进喜调到大庆时，大庆油田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但多家官网至今说“他率领1205钻井队艰苦创业，打出了大庆第一口油井”。
造假之二：用身体搅拌泥浆的不是王进喜。泥浆固井也只是当时开采油井的一道工序，并不是发生井喷时才采取的紧急措施。是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采油队的两位技术人员（其中一位姓刘），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不顾一切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才有了大庆第一口油井。
王进喜为何成了先进典型？当年石油部长康世恩，在听取大庆油田建设汇报时，时任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技术工作的老工程师向他如实地汇报了这一过程。康世恩对人工搅拌泥浆的事很感兴趣，说：“不错，应该树个典型。”但是他并不想把奋不顾身跳进泥浆池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子臭老九”树为典型，而是转身对一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大庆油田负责人说：找个人选树个典型。
这位领导马上领会，推荐了他手下的王进喜。伴随着中共对大庆油田的高调宣传，王进喜紧跟其后，成为了工业战线上的标杆人物。
文革中，王进喜被批斗抄家。1970年4月，在北京医院被确诊为胃癌晚期，11月15日病逝，终年47岁。原本朴实本分的一名工人，因为听党的话跟党走，卖力配合中共虚假宣传，结果早早把自己折腾死了。
二、吹捧中共领导人的谎言
教科书里，有关中共领袖高官们“丰功伟绩”、“感人事迹”“光辉形象”越来越多，以“伟大领袖”占的篇幅居首。
《朱德的扁担》引出的故事多
孩子们都读过《朱德的扁担》，几十年来放在小学教材里传颂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的艰苦奋斗”。
文章是时任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1956年的征文作品，后被收进小学课本。到了1980年代，有另一位当事人、原红四军军需处长范树德指出朱良才文章有误，说那根扁担是朱德让他范处长买的一根毛竹，削成了两根扁担，一根给朱德，一根留自己用；扁担上的字也不是朱德写的，是他用毛笔写的，一端是“朱德扁担”，另一端是“不准乱拿”；挑粮重量，不是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当时一担通常为100斤），实际上是40斤左右。
范树德的回忆公开后，让井冈山博物馆不得不重新复制这个文物。他们派人带着一根井冈山毛竹扁担，前往广西桂林请范树德在扁担上重新题写这八个字。范欣然题写后，扁担陈列出来，有人发现“不准乱拿”的“乱”字写成了简体，而井冈山时期还没有简化字，这等于自曝是假文物。博物馆不得不又派人去桂林登门，不幸的是范树德已经去世。现在井冈山博物馆展出的朱德的扁担，就是范树德书写的带有简化“乱”字的八个字。
更离谱的，莫过于文革中朱德被打倒后，1967年2月，同样一篇课文悄然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更改后的文章称当年是林彪而非朱德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带着剩余部队上井冈山与毛会师的。1971年9月，林彪坠机而亡后，课文又被悄悄改回了《朱德的扁担》。
一根竹扁担，事情不大也不复杂，但围绕它发生的故事令人唏嘘。中共百年历史里充斥着这样大大小小的谎言。
八角楼的灯光和真实的毛泽东
中共小学语文课文用《一根灯芯》和《八角楼的灯光》来吹捧毛泽东在井冈山茅坪乡八角楼时的“光辉岁月”。
《一根灯芯》也出自朱良才将军之笔。如果说《朱德的扁担》把40斤变成100斤，是拔高吹捧，那么《一根灯芯》就是文学创作了。
《八角楼的灯光》则刻意表现毛的艰苦生活和为了革命呕心沥血的感人形象：“寒冬腊月的深夜”，“穿着单军衣，披着薄毯子，坐在竹椅上写文章”。
然而，历史果真如此吗？
1927年毛逃到了井冈山，在得到了井冈山“山大王”袁文才的帮助后，得以立足。毛那时已经与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婚，有三个儿子，却看上了年轻活泼的只有17岁的贺子珍，两人很快同居，1928年5月结婚。1927年10月至1929年2月，毛写那几篇文章时，正和贺在八角楼里过他们的蜜月。
毛逃到井冈山后，本可以把生活十分艰难的杨开慧和三个儿子接到井冈山避险，但却选择了自己寻欢作乐。
毛明知道妻儿生活在国统区，居然不顾他们的生死安危，两次攻打长沙。1930年在毛二次攻打长沙后，令何键极为恼怒，他逮捕了杨开慧和长子毛岸英。何键给出的条件是，只要杨公开宣布与毛脱离关系，就可以饶其不死。虽然怨恨着毛，但骨子里依然传统的杨开慧并没有背弃毛，而是选择了拒绝。毛在听到消息后反应漠然，没有来营救杨开慧。不久，杨开慧被处死。李锐曾谈到，在杨开慧的遗书中，称毛泽东是“生活流氓，政治流氓”，但被官方删掉。
后来，毛坐在担架上让人抬着过草地的情景令人瞠目结舌，它和八角楼的灯光反差也很大。而担架上的毛，正是毛泽东真实的一面。
周恩来的人鬼双面人生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夜的工作》、《周总理的睡衣》、《十里长街送总理》《周总理，你在哪里》……这些歌颂周恩来的课文，孩子们从小读到大。课文里的周恩来，就是他们心目中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廉洁奉公，忍辱负重，勤政爱民，近乎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