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侠小说闻名天下的金庸（查良镛1924-）是当代中国一位传奇文人，毛时代他是香港新闻界的反共英雄，毛后迄今又蜕变成亲共名师，主张新闻工作要学解放军听党的指挥又不违良心。本文梳理金庸平生，饶有雅趣。
金庸：香港大侠、报人，反共英雄蜕变成亲共名师
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金庸先生分别被原杭州大学和浙江大学聘为名誉教授。
一九九八年九月，四间被分拆了四十多年的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完成合并，这就是新的浙江大学，由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出任党委书记。
一九五二年，中国共产党为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所谓「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把全国的综合性大学分拆出许多工科院校，取消人文社会学科。共产党不需要人文社会学科，它要的是全国人民都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做党的驯服工具。
董桥形容金庸前进得很妙不可言
一九九九年五月，张浚生书记邀请金庸先生出任新浙大人文学院首任院长。据说张书记和金先生是好朋友。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吧。
当年，名笔董桥先生在简单介绍了贵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金庸即查良镛先生在浙江大学举行的全国性的《新闻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上的讲话之后评说：「查先生的言论前进得很。」我个人认为，这「前进」二字的形容，实在妙到毫巅，教你一想起来就感到十分有趣和讽刺！
在这个研讨会上，查先生的讲题是《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他说：「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要跟随党的政策，不是甘心作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作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场，而是尽一个爱国公民的职责，保卫国家，不受外国的颠覆和侵略。」
这就是董才子所说查先生「言论前进」的妙处了：既要「听党与政府的指挥」，「跟随党的政策」，又要「不是甘心作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作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场」。我不知查先生过去办《明报》时是否一直都这样做？！
查先生一九二四年三月出生于浙江海宁书香门第的查家，一九四八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修的是国际法课程。一九四六年秋他已考进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毕业后便被调到香港分社来。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八年，他还以林欢笔名为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并为《长城画报》写影评，是我当年喜欢看的。说真的，查先生确实多才多艺。
据说在《长城》的时候，他恋上当红的头号影星夏梦，为她写了好几个剧本，十分卖力。其中我看了《不要离开我》，影片中的插曲《门边一树碧桃花》十分生动，富民歌风味，署名林欢词，于曲：
「门边一树碧桃花，桃花一枝头上插，村前村后少年郎，有事没事他来到我家。东家的郎君长得俊，西家的哥哥力气大，还有后山的那个人儿，嘿！他天不怕来地不怕。瞧着这个好来那个也不差，这可真正急坏了我的妈妈。她细细来问咱细细问咱，好教人说来羞答答。我早思夜想放心不下，早思夜想放心不下，啊哟，老实说吧，心儿里可另有一个他。」
明报乘六二年逃亡潮崛起
可是心上人结婚得早，且是个极为传统的女人，只能感叹「恨不相逢未嫁时」了。一九六七年香港乱糟糟的时候，夏梦与夫婿林葆诚全家移民加拿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一九六三年左右我曾在香港小住，那时就开始看《明报》，也在「自由谈」上投稿，当时对查先生真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九五九年查先生离开左派阵营与沈宝新先生合资创办《明报》，每天只出一张纸，有「自由谈」的那一天就多出半张。我主要不是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未正儿八经地看过一部完整的金庸武侠小说或电影、电视剧），主要是看「社评」和徐慧之的「明窗小札」，还有周青（郑玉祥）的「北望神州」专题。曾任职于《明报》的张圭阳先生写了一本叫《金庸与〈明报〉》的书（湖北人民出版社），他说：《明报》的许多编辑方针和政策，如果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布，往往就借用徐慧之（主要由金庸执笔）的名义，在「明窗小札」上透露出来。
据说《明报》初办时并不出色，数量只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还严重亏蚀。倪匡曾经说过：「《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中共人祸造成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年的三年大饥荒，香港一九六二年出现了冲边境的「难民潮」。单单一九六二年五月上半月，就有三十万人逃离中国抵达香港这个自由的堡垒（当时香港政府采取抵垒政策）。
「难民潮」为金庸提供了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由于《大公报》和《文汇报》等左派报纸都对「难民潮」装聋作哑，《明报》便大声疾呼，从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日起，几乎每天都以头版作全版报道。看《明报》的人越来越多，一九六二年七月销量便达到三万份以上。到一九六三年，《明报》平均日销量五万份，已完全摆脱了财政窘境。可以断言，这个时期的《明报》是最好看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的移民潮刚刚结束，六月十七日《明报》便推出了「自由谈」副刊，申明「自由谈」三字虽然沿袭自当年上海《申报》副刊的「自由谈」，但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自由地谈论国家大事，不必限于风花雪月。
在《金庸与〈明报〉》的「第三十一节：第七章『自由谈』的成功（三）」里，我惊喜地发现作者举的第二个例子就是我当年投的一篇稿《何去何从》的开头：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一日庸人在『自由谈』上这样说：『和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我怀着痛苦的心情，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亲爱的祖国，来到这号称东方之珠，但却是个十分沉闷的地方！也和许多从大陆出来的人一样，我爱上了《明报》的「自由谈」。看了几篇文章，手痒难禁，也想发泄一下心中的苦闷，吐出哽在喉中的由衷之言。……」』
「庸人」就是敝人当年所用的一个笔名。
金庸和曹聚仁打笔战令人敬佩
当年查先生曾经很「革命」。「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一九五○年，他就前往北京外交部要求参加工作。他以为自己读的是「国际法」，熟悉国际事务，又认识当时任周恩来外交秘书的乔冠华，一定可以为「新」政权作出贡献，实现从小就希望做一个出色外交家的美梦。可是老友归老友，共产党是讲阶级出身的，尽管外交部需要人才，乔秘书也绝对不敢介绍一个受过国民党军政学校教育、又是地主后代的非党人士进入外交部的。查先生不被接纳，只好又回到香港来。接踵而来的一九五一年，他的大地主父亲查枢卿便在「土改」和「镇反」运动中被共产党枪决了。
令我对查先生十分佩服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他在文章里说过：当时中国初「解放」，香港的「进步」知识份子十分兴奋，所以他和几位朋友便约了当时中共在香港的领导人在太平山上「茶叙」，提出在香港办一本杂志，向海外宣传「新中国」。该领导人认为意见很好，答应向北京反映请示。结果是没有下文。查先生因此体会到：共产党最忌人有棱角，谁有棱角，就非给你磨平不可。在共产党手下做事，只能服服贴贴地按指示去做，不要提意见，不要多事。谁想要脱颖而出，谁就倒楣。
第二件事是查先生在「自由谈」上与曹聚仁的笔战。曹聚仁是三十年代文笔甚佳的浙江籍作家，与鲁迅关系密切，大概因一九四一年曾接受蒋经国正式邀请担任其专员公署机关报《新赣南报》的总编辑、总经理、总主笔及专员公署参议，所以中国一「解放」就溜到香港来，逃过一劫。但曹先生被统战后向左边靠，「忽然爱国」，连续回大陆「进步」，备受「礼遇」，于是「自由谈」上便有了他写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当年毛泽东搞「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不但搞垮了本就疲弱的经济，还饿死了几千万人，近在咫尺的香港人是一清二楚的。但曹聚仁却以一连串的「数字」帮忙吹嘘中共所谓的「建设成就」，从而出卖了他作为作家应有的良知，为正义的人所不齿。
当时查先生宣称他原来相信过马克思主义，后来不了，转而信奉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理性主义」。记得查先生写道：曹先生从不信到相信马克思主义，他则是从信到不信，他们两人向着不同的方向走，可能在某个什么地方有过交叉点（大意如此）。
曾被左派列入暗杀六人黑名单
六十年代初还发生了《大公报》编辑周榆瑞（即写《侍卫宫杂记》的宋乔）出走英国的事件，周在英国用英文出版了《彷徨与抉择》一书，说他的出走是为了让他的孩子未来能过自由的生活。金庸对他旧同事的出走不以为然，认为留在香港抗争会更有意义。我于是觉得金庸很勇敢。
一九六七年中共向香港输出「文革」，掀起「六七暴动」和「反英抗暴斗争」。左派暴徒用汽油活活烧死了商业电台的播音员林彬，因为他在节目中批评他们的暴行。左派到处放置真真假假的炸弹、「诈弹」，导致无辜小孩被「土制菠萝」炸死，香港一时大乱。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许行先生在一本杂志上写文章谴责香港土共的恶行，还有四百多个团体联名发表声明，抗议他们搞乱香港。由于金庸也支持港府反对骚乱的政策，他便被戴上一顶顶莫须有的帽子：「走狗」、「汉奸」、「豺狼镛」……还被列入左派份子要暗杀的六人黑名单。
这六人是：金庸、李福树、简悦强（两人均为立法局议员）、徐家祥（署理华民政务司）、彭家富（乡议局主席）和陆海安（真报社长）。我那时已不在香港，但也为查先生的安全担忧，因为我清楚知道，毛泽东之流是不会讲什么道德和良知的。为了安全，金庸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
这个时候，金庸无疑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空头院长可当务实博导难为
真是风云变幻不可预测，「九七」香港回归前夕，查先生却当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伙同另一位查先生（济民）抛出了一个「双查方案」。我感到查先生开始向「组织」靠拢了。查先生说他们的这个方案是根据中共所能接受的底线设计的，劝人们不要要求太高。这大概是查先生的「理性」决定吧！但是我们知道，历来要向独裁的统治者争取权益，靠的是人民团结的力量，而不是去打探或猜想他们最多能答应些什么，然后再投其所好提出要求。
查先生因为受到统治者的特殊「礼遇」，贵为人文学院院长，因而便要新闻工作者学习「解放军」，「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可能查先生觉得这样说过于赤裸裸，所以再加上一个附注：「不是甘心作党的工具，受它利用，丧失作一个诚实的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与立场」。我不明白，既然要听党与政府的指挥，那么自己又有什么立场可言？这种矛盾有可能调和吗？作为军人，好像是必须绝对服从指挥的，但新闻工作者怎么能和军人看齐？
查先生又说「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因为党在领导国家人民，在做根本的大决策。」这话好像很对，中国人民六十多年来就在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也在做根本的大决策。但我们真应该问一问，领导得好不好，决策做得对不对？但要服从便只有不问好坏对错了。查先生也知道这样说有点太那个，所以要补充说「这中间也有个尺度与分寸的问题。」既然非服从不可，遑论什么尺度和分寸。
查先生当然不会满足于当空头的人文学院院长，他还带研究生，当古代史专业的「博导」。我认为这方面查先生是「力有所不逮」的。查先生的专长原来是国际法，后来是写既娱乐大众又大赚其钱的武侠小说，他做「如何写武侠小说」或「华山论剑」之类的「博导」还差不多。一个人不可能万能，要像林瑞麟司长所说的那样：「知所进退」！没有自知之明，便要撞板。这不，终于在二○○四年底辞职了！但查先生说：「我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收了几个博士生，不够好，我现在也不教了，还把院长的官辞了。」而他的博士生朱晓征女士却发表声明说： 「查先生辞去博士导师职务，跟我反抗他的教育方式有关系的，我希望与查先生和解。」说到底，不但是教学方式，应该连学术水平也有问题，这不，露馅了！
那时刚退休的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干脆批评说：「金庸对历史学基本不懂，让他带博士完全是误导学生。」
磨平棱角金学武侠比美红楼梦
按理说，查先生已经名成利就，应可云游四海，遍历名山大川，逍遥自在，令精神进入另一个新境界，何苦去趟那趟浑水！但他却钟情于张浚生的「淡合」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文友齐聚首，共赋淡合词。」），终应张之邀走马上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从历史上看，这是中共的一次「破格录取」。
既然查先生这样了解中共，他应知在中共的秘密档案上，他的历史是「不清白」的，甚至是「反动」的。他难道不知道中共向来有两本帐，一本对外公开，一本是他们内部自己用的，两本完全不同。自毛泽东以降，中共对知识份子就只有「限制、改造、利用」的政策，至今仍是如此。他表面上对你好，只不过是你还有利用价值，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内部帐里对你是怎么个「说法」。
查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很能把握时机。幸得当年中共不要查先生，他才有日后相当辉煌的成就；如果当年查先生被留京使用，恐怕早已灰飞烟灭了吧！你看那当年号称「南乔」的乔冠华，虽然后来也做到外交部长，但最终因站错了队而随「四人帮」一起完蛋！
但是查先生终于能够自觉把棱角磨平，看起来是亮丽和圆滑了，这样使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他的武侠小说也终于能风靡大陆，被有心人捧入殿堂，抬高到「金学」的地位，大加研究。作为消闲之用的「胡编乱造」的武侠小说居然可以和《红楼梦》等量齐观，平起平坐，查先生可以无憾了，但大陆某些文学教授实在也无聊得可以！
错杀乃父，宣告无罪、感激涕零
一九九三年，杭州市政府在西湖附近的植物园划了一块地送给查先生盖房子。查先生耗资二千万，一九九六年建成了「云松书舍」，最后将其送给杭州政府作为「藏书写作和文人雅集之用」。新近披露的消息是，二○○八年书舍重新装修后，改成了豪华会所。书舍主楼「松风明月楼」的楼上楼下，每天中午和晚上各设两席，每人消费最低五百元，加上酒水，每桌每餐动辄要上万元。据记者调查，到那里消费的以单位为主。杭州的贪官和大款们又多了一个觥筹交错、吃喝玩乐的好去处了！
为了安抚查先生，海宁当局于八十年代初撤销了海宁县人民法院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原判认定查枢卿在解放后抗粮不交，窝藏士匪，图谋杀害干部以及造谣破坏等罪行，均失实。至于藏匿枪支一节，情节上与原判的认定有很大出入。本庭认为，原判认定查枢卿不法地主罪的事实不能成立，判处查枢卿死刑属错杀。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撤销海宁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一百三十四号刑事判决，宣告查枢卿无罪。」
我们看到了，罪名原来是可以捏造的。
对此，查先生专门给海宁县委领导去信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好个「大时代」，好个「存殁俱感」，枢卿先生泉下有知，也要涕泗横流，感谢党的大恩大德！就此一笑泯恩仇，是不是可以再写一本？
「土改」、「镇反」时杀了多少「恶霸」、「地主」，三十多年后获宣告无罪的能有几人？若不是查先生极具统战价值，他能获此「浩荡皇恩」么？！此又印证了董才子的说法：查先生是「前进」的，他站对了队。
二○○○年四月十日完成初稿
二○一○年六月十日补充修订于香港东西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