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很多媒体同行已经在前线采访或在奔赴前线的路上，人民网传媒频道把李梓新所著《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中的“汶川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予以刊发，希望能对在前线采访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该书2009年1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来自12家中外媒体的主编、主任和记者们对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忆和感想。

邱立本：震出中国新闻报道新格局

邱立本：《亚洲周刊》主编。1950年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开平。1972年国立政治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纽约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经济学硕士，曾任柏克莱加州大学亚美历史研究员，香港大学兼职教授。历任台北《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编译，纽约《星岛日报》、《北美日报》，旧金山《远东时报》，洛杉矶《美洲中国时报》，纽约《美洲中国时报》，纽约《中报》记者、编辑、总编等职务。1990年返回香港，任《亚洲周刊》主笔。1993年出任《亚洲周刊》总编辑至今。1995-1996年，兼任《明报月刊》总编辑。

邱=邱立本

李=李梓新

李：《亚洲周刊》这次地震事件中报道的主线是什么呢？

邱：地震在废墟中建立了一个公民社会，其代表就是它的民间性，超越过去官方动员的方式，通过很多公民社会的组织，比如NGO、志愿者，包括其他临时的组织，来号召人民的一种激情。包括很多在客厅、办公室看电视而不断流眼泪的人，当眼泪流到一定程度他们就拍案而起，不能光在遥远的地方流眼泪，需要用自己的能力来解救受难的同胞。很多人自发地临时组织参与救灾。他们来到五湖四海，从各地奔赴四川灾区。有人通过网络、手机等进行联系，这也是一种新的民间的自由组合，是过去没有的。但是万众一心，在临时的情况下，包括80后的年轻人、包括退伍军人等团结起来共同抗震。这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可以大记特记。所以，在废墟中站起一个新的公民社会是我们这次报道的重点。

李：报道的安排是什么样，分成几步把这样的主题展示出来的呢？

邱：公民社会的前提是信息开放，从震灾爆发之后，媒体生态就出现了一个突破。温家宝在五个小时之内感到现场，这个过程都是网络上通过博客等形式公开，央视作为一个指标，也连续近200小时直播，也打破了中国电视直播史的记录。因为整个信息结构决定老百姓认知的结构，也决定了行动的结构。所以在这样过程中间公民社会的建立和信息开放自由密不可分。而且我们也在第一期报道中谈到，全面的信息开放是救灾的最佳武器。如果没有信息开放的话，百姓没有知情权，不知道怎样去应对。这是我们第一期的重点。第二期是讲这次事件对中国人心的影响。我们先讲信息自由、开放，再讲公民社会的影响；接下来讲媒体的博弈。连续三期有关灾难的报道有一致的连贯性。

我觉得这个事件也是一个里程碑了：信息开放、建立公民社会以及采访的博弈。所谓博弈就是指媒体和政府部门间的关系互动。

李：《亚洲周刊》在这次事件中的反应如何？什么时候派出第一批记者？

邱：我们反应比较晚，两点半发生震灾以后，我直到当天晚上六点钟才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但是当时同事都已经下班了，所以我们没有把办法晚上出发，于是第二天早上的时候订了机票。他们最初已经看到成都很难降落，于是定了重庆的票，结果后来又看到成都的航班好像还可以出发，于是又改换成去成都的票。结果还是无法起飞，于是一直到当天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才坐上去重庆的飞机，然后午夜左右到了重庆，从重庆坐夜车到成都，所以到了成都已经是凌晨三四点，第二天去灾区采访。他们只有几个小时就要发稿，所以我们第一批队伍从香港出发经历了一段比较痛苦的过程。我们还有记者在南京，但是从南京去成都也是等了很久，也是礼拜三才到的灾区。所以我们在这次事件中反应是比较慢的，我们失去了最开始的黄金四小时的好时机，所以后来等到事发比较久了就比较难进入灾区了。

李：您讲到第一批到达的记者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发稿，是为了赶18号那期，后来稿子印出来了吗？

邱：礼拜一发生的地震，我们是礼拜三晚上印出来的。

李：出发时候您有没有给他们一些指导，或者布置方针计策？

邱：我们有一些行前教育：第一就是要发掘真相：伤亡真相、为什么造成那么大伤亡还有整个救援的情况，这是我们关注的三个方面。我们第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看到信息开放的势头，所以我们定调就是信息开放，但是我们也开始注意到了校舍变成了坟墓，我们在前12小时中已经注意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大量的小孩都已经死掉，这个是很痛苦的。我们要查出谁是背后隐形的凶手。

李：您这次派的报道团队的人数如何？

邱：当天我们是五个记者出发，另外还有两个“游击队”的大陆记者给我们发过来一些灾区的情况，但是因为篇幅所限，并没有用太多的大陆记者的文章。总共有7个人投入我们这次的报道，五个正规军、两个游击队。

李：派记者的时候，您有什么选派标准？

邱：一个是保证他们能够吃苦耐劳，我们这次去的女记者有三个。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来自大陆的同事一直是报道的主力，但是他们两个当时都在国外，所以这次没有派主力，而是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一半是八零后的。有少数比较资深的，由他们来带几个年轻人。

李：有没有考虑记者的科学知识？

邱：所以记者之前都没有太多的地震方面的知识，但是在短时间中快速学习，这也是记者的一个潜力。

李：他们去了之后您怎么和他们联系？

邱：手机、短信、msn，基本上联系还是比较正常的，尤其是成都。

李：他们在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需要记者证？

邱：有时候是有阻拦的，但是一当他们把《亚洲周刊》的记者证拿出来都很顺利地被放行了。因为我们还算是境外媒体，他们对境外媒体是非常友好的。这也是第一次在国内采访让我们有一种被特殊优待的感觉。

李：第一批去的记者在那边呆了多少天？

邱：他们呆了有十几天的样子，到第四天的时候第二批就被派去了，但是第一批的人也没有撤下来，还继续留在前线。他们呆了两个多礼拜才回来。

李：对年轻记者，您怎样保证他们心理不受特别大的冲击？

邱：我们有讨论。因为年轻记者第一次看到这次惨烈的场面心理也受到了很大的震荡，我们在网上讨论，有时候是五六个人，就在msn上网聊，来分享我们的观点。这就相当于一个集体的心理治疗。我们希望记者们能够把心中血液的红色化为笔下的蓝色，写出黑色的悲剧。李：杂志社有没有提供一种特别的保险？

邱：我们给每一名记者都提供了意外伤亡保险。

李：《亚洲周刊》在之前关注大陆的突发性事件方面介入的多吗？我是指直接派记者到现场。

邱：我们很重视现场感，要第一手的资料。我们通常有两种渠道：一个是自己派香港记者过去；另一个是通过大陆媒体同仁，及时发挥报道。包括山西的黑煤窑事件，我们都因为自己的报道而拿奖，这都是我们的“游击队”立的奇功。

李：大陆媒体这次有所放开，您在指导这次报道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要怎样保持《亚洲周刊》一贯对于大陆事务报道方面的优势？

邱：我们的优势就是寻找真相、揭示真理。我们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全球华人的视野，这个不但包括NGO、民间组织等一些全球组织的力量，它们还汇集了国内，还有香港、台湾、东南亚、北美等方方面面的力量，这些都是在我们视野之内的。

李：《亚洲周刊》在报道过程上面也有一些很独特的照片，比如家长拿着小孩的遗照，这在大陆媒体中不大出现。

邱：我们在报道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新闻禁区，我们也不会管大陆都登了什么照片。

李：在报道的前期，您会不会感到一些压力，因为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操作，大陆媒体相对开放一些，而且在国内。相对来讲他们有一些比较有利的资源？

邱：我不但没有压力，反而有一种专业的亢奋。因为我们可以使劲浑身解数和媒体同仁去竞争，因为在一次大的新闻战役中，我们可以与中国优秀的媒体工作者并肩作战，这都使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李：也就是说，您乐于见到大陆媒体的开放。

邱：对，长期以来我们在呼吁一个更加开放、自由、与全球专业化接轨的媒体生态，这次事件就带来了，使我们有兴奋感。

李：这次的地震报道是否可以说《亚洲周刊》对大陆事务报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邱：我们以前也有过大规模报道，但是这次比较独特的两点一是大规模，还有一点是长期多角度的报道，我们连续三期对这次的地震事件进行报道和追踪。

李：在香港媒体当中，是否可以说《亚洲周刊》的报道在深度、广度上面都是独树一帜的？

邱：这个肯定是这样的，我们虽然不一定在报道的数量上胜过其他香港媒体，有些报纸每天的报道也都非常详细。但是《亚洲周刊》凭借我们一贯对于中国大陆的关注和了解，在事件报道上体现了我们自己独特的思考。比如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中就发现了校舍倒塌的问题背后隐藏着豆腐渣工程的建筑问题；并且一开始我们就提出了信息开放的重要性。我们从事发开始的48小时内就提出了这些议题。

另外一个与其他报社来讲我们的一个特殊就是我们综合全球华人乃至两岸三地的角度，我们专门有一个栏目就是“慈济”，他们怎样来做慈善的，怎样在当地成为稳定人心的力量，我们都有比较详细的报道。李：您觉得这次报道在香港以及华人社会中的影响怎样？是否直接帮助到筹集善款或者扮演了社会号召的功能。

邱：我觉得这次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它体现了患难见真情。香港的百姓和媒体都感觉到了和大陆命运结合在一起，是过去没有体会过的感觉。你会感觉由于这次中国大陆没有镇压、隐蔽媒体的报道，反而激起香港人的一种同胞之情、血浓于水：街头的很多人都慷慨解囊；医院里也有很多人主动请缨去第一现场；还有整个媒体的调子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如果说前一阵子圣火传递等还对中国大陆有一种批判的意味，但是这次还都是肯定的态度。

李：《亚洲周刊》这次是否也很好地帮助海内外的华人了解国内灾情的情况？是否也很好地团结了海内外的华人？因为海外的华人圈中可能没有这么好的人才和媒体，所以他们了解起国内的情况会有些困难。

邱：肯定的，因为《亚洲周刊》本来就是海内外华人的桥梁。所以这次大家都很重视我们的报道。我们除了纪实性的报道之外，还有一些讨论，关于地震引起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些讨论也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重视。

李：直观来讲，刊物的发行量有没有提高？

邱：发行量这几期都非常不错。

李：您是否也希望刊物发出的声音也被大陆受众看到？

邱：这是肯定的，我们的刊物也被很多大陆媒体所关注，还有很多人可以通过香港“自由行”来阅读我们的杂志。我们也尽量能够让大陆听到我们的声音，比如通过电邮的方式。

李：对于这次的报道，您还满意吗？

邱：对于大家的表现我还是满意的，总的来讲表现都不错。我唯一不满的就是自己的判断失误，没有在事发的前四五个小时、最黄金的时间段把记者派出去，这一点对于之后的报道都有一些影响。当时我没有看到事态的严重，因为我们当天开了很多会，我还是纠结在这些会议中，以为这次地震也就是一般般的突发事件。我的反应不够快，导致记者没有在震后当天赶到现场，多少影响了我们第一期的报道。还好大家用信息开放、校舍倒塌为切入点组织了之后的稿件。我们比日报是晚了一天，但是我们用我们的深度和广度进行弥补。

李：《亚洲周刊》将会对后续的地震报道是怎样的一个定位？

邱：我们就希望在今后的地震报道中看到一个信息更自由的中国，更有软实力的中国。《亚洲周刊》一直也致力于推动一个具有软实力的中国的目标，中国在这次地震中所展示出来的软实力和我们杂志的目标不谋而合。

李：您认为这次地震对于以后《亚洲周刊》的报道形态会不会有变化和影响？

邱：媒体工作者展现了他们专业的水准，大陆媒体与香港、台湾媒体并肩作战，展现一个完整的图像。四川被震成一张破碎的脸，但是通过它能够展现中国很正面的形象。

李：您认为这次事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影响会持续吗？

邱：我想用凤凰卫视的总编辑吕宁思的一句话，门开了，很难会全部关起来。门敞开的滋味是一种甜美的滋味，让所有参与人都肯定，所以我觉得肯定有一种深刻的、难以磨灭的烙印。

李：比如中国媒体的开放不断深化，那么《亚洲周刊》的方针是否会因此进行调整？

邱：我们的方针不会调整，只是我们加速和中国媒体的融合。报道中国的新闻不再像解开一个黑匣子，也不再是一个猜谜游戏，并不会使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有所改变。四川大地震震出了中国新闻报道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