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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城镇化导致农民变贫民

——中国城镇化副作用:农民变贫民

美国报刊发表有关中国城镇化对农民的影响的报道,讲述中国天津市郊区的华明镇几个自然村在城镇化过程中,住进楼房的菜农们生活水平下降,变成城镇贫民的状况。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发表题为《中国城镇化的副作用:农民变贫民》的长篇报道,讲述中国天津郊区华明镇的变迁。三年前,上海世博会把这个新建成的小镇作为中国从农业国向城镇化国家转变的典范。100多万名游客通过参观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展馆了解到中国农民是如何通过公平交易,不花分文便过上了新生活。

报道说,如今,华明镇可能又是另一场变革的代表:中国新兴城镇的贫民区化。那里社会失调的迹象比比皆是。在网吧和台球厅消磨时间的年轻人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上了年纪的人不得不从事卑微的工作。社区和家庭结构遭到破坏。

深圳《中国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开明表示,天津近郊华明镇的变迁是中国城镇化的一个缩影:

“(另一个)例子是,重庆郊区的奶农土地被征用后,村民住进了高楼。但是奶牛上不了高楼,奶农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导致他们的贫困化,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

城镇化不仅发生在大城市的近郊,刘开明说:

“比如江苏、浙江等省的许多自然村子都在合并成镇子。农民集中住进了高楼,宅基地被用来进行房地产开发。”

四川成都的维权人士黄琦认为,中国各地急风暴雨式的城镇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失调,首先是,官商勾结侵害农民权益,地方政府采取暴力征地,强迫农民廉价出卖土地使用权,他说,

“中国失地农民的出现是最近10年发生的事情。2006年之后,失地农民的人数出现加速度增加。失去土地的农民逐渐贫困化。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并对过去10年出现的遗留问题进行清理,给失地民更多的经济补偿。”

报道还说,中国正在推进由政府牵头的城镇化令许多人担心,大量的新住宅开发项目可能会落得与西方国家战后兴建住宅项目同样的下场:本来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但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困扰中国城市。

深圳当代中国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说,目前中国城镇化最大的问题是怎样让农民就业,

“目前政府给失地的农民一个低保,但是这个钱根本不能保障农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地方政府实际上也给失地农民提供了一些职业培训,但是要让农民具有市场经济需要的技能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目前中国大陆的地方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的职业培训脱离实际,刘开明说,

“大多的培训是电脑、厨师、英语等,没有根据当地经济市场的需要进行培训,而是官方意志决定一切,也没有征求农民自己的意见。”

刘开明认为,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将是中共政府在今后20年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RFA



 

三年前上海世博会,天津市郊的华明镇曾被作为中国城镇化的典范。而今,这里离开土地过上城市生活的农民日益显出贫民化之势。

离开土地

中国城镇化副作用:农民变贫民

中国华明——三年前,上海世博会把这个新建成的小镇作为中国从农业国家向城镇化国家转变的典范。100多万名游客参观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展馆,在那里,他们了解了农民是如何通过公平的交易,不花分文便过上了新生活。

如今,华明可能又是另一场变革的代表:中国新兴城镇的贫民区化。

社会失调的迹象比比皆是。在网吧和台球厅消磨时间的年轻人说,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上了年纪的人则不得不从事卑微的工作。社区和家庭结构遭到破坏。

最令人担心的是自杀现象。当地人说,自杀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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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推进由政府牵头的城镇化,这项计划预计会在周六开幕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得到认可。在此之际,许多人担心,这里大量的新住宅开发项目可能会落得与西方国家战后住宅项目同样的下场。它们本来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但却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可能会在好几代人的时间里困扰中国城市。

“我们说的是几亿人,他们正往这些地方搬,但这些搬了新家的人的生活水品实际上是下降了,”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研究搬迁安置地区的政治学者王慧玲(Lynette Ong)说,“首要问题是建筑物的质量,其中存在大量腐败现象,他们偷工减料。”华明还远远算不上危险的贫民窟。这里没有黑帮、吸毒现象或街头暴力。镇上近一半空间是绿地。通往小学、初中和高中的街道两旁树木林立。

但新居里,墙壁裂缝、窗户漏风、电梯间的地板锈迹斑斑。对那些被要求用自家祖传的土地换公寓的农民来说,生活条件的下降更让他们觉得自己上了当。

“那是他们的土地,”35岁的失业母亲魏颖(音译)说,“你必须要了解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她的父母住在一个粗制滥造的公寓里。

绝望和疏离感透过自杀事件浮现了出来:深夜从阳台跳下、喝农药或卧轨。

“我会出现焦虑症发作,因为我们没收入、没工作,啥都没有,”40岁的冯艾菊说。她有两个孩子,以前是个农民。2008年,她被迫搬到华明。她说自己买抗抑郁药物已经花了1500美元(约合9100元人民币),以当地的消费标准来看,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们从来没有发言的机会;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什么。我想回家。”这些新城镇里的情形与其他一些流动人口居住的简易房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简易房都是那些选择离开他们耕种的土地,去城市工作的农民建的。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研究流动人口社区的社会人类学家项彪说, 尽管窄小凌乱,但这些简易房里充满了活力和上进的希望。

“大城市里的这种流动人口社区通常被称作贫民窟,但相比之下,要让那些新的安置社区振兴活力就更难,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和所有生产性经济活动都不沾边,”项彪教授说,“社区居民往往也是同一类人,都是弱势群体。”

“无序拓展”

但华明背后的思路却是截然不同。2005年,华明镇被选做成功的、规划良好的城镇化典范。在中国,镇是介于村和县之间的行政单位。华明镇总人口4.1万,居民分散居住在该镇管辖的分布在60平方英里(约合156平方公里)土地上的12个村子里,其中大部分为农田。对中国北方而言,这里的农田异常肥沃,因为水资源很丰富。华明位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港口城市天津的郊区,以当地的手工艺品,比如装饰性剪纸,和蔬菜而闻名。在天津,华明产的蔬菜很畅销。

然而,城市规划人员却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一份解释为何要进行改变的宣传稿件称:“自然形成的村庄空间无序拓展,居住建筑密度低,产业空间布局杂乱分散。”(官员拒绝了采访请求,但已发表了大量和该项目有关的文章,让外界得以洞察他们的想法。)村子里没有污水处理设施,“脏、乱、差”。

当时的想法是,把所有村子整合到一个叫华明的新镇上。和之前12个村子占地三平方英里相比,新的小镇占地不足一平方英里。其余的59平方英里中的部分土地将被卖给开发商,以支付工程费用。这意味着,新楼不用农民和政府出一分钱。剩下的土地依然用于农耕,但要由剩下的少数农民用现代化方式耕作。这又会实现另一个目标:不减少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对一个人口众多且历来担心无法自给自足的国家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目标。

华明镇从2006年3月动工建设,到完工仅花了短短16个月时间。镇上大多是六到九层的楼房,十来栋这样的楼房就组成了一个封闭小区。商业设施按官方要求集中在两条街上,其他地方则是安静的住宅区,围绕在新建的公立学校周围。镇上还有一个漂亮的公园和湖泊,供居民晚上跳舞和休闲社交。

官方文件上,华明镇最大的亮点是房屋面积的分配方式。

农民农舍里的生活空间有多大,就有可能在华明镇换得多大的公寓。连农舍周围的院子也会计算在内。

实际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大多数家庭每人应该得到322平方英尺(约30平米)的公寓面积。比天津市人均居住面积多出22平方英尺,但华明镇大多数公寓面积只有800平方英尺,达不到一个典型三口之家的配额。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自己再添些钱,用剩下的配额多换一套公寓,但大多数人最后的居住面积都比在农村时少。

还是有一部分人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方案。在采访中,对这个新方案最满意的人往往是已经找到了非农业的工作,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拥有现代化公寓的机会。

“这就叫优胜劣汰,”25岁的电工兼黑车司机杨华帅说。他家有三套公寓。“如果你不努力工作,你就不配过上好日子。”

但是有很多人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土地。到2008年,政府的这项方案收效不大,只有一半的人选择迁居。但是,在当时的宣传中,政府还是说华明镇项目非常成功,准备让它参加两年后举办的世博会。

“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搬,就会影响世博会,”69岁的前官庄村居民贾秋福(音译)说。“他们说到2009年必须搬过去,因为第二年就是世博会。”

求职碰壁

当地政府施以重压,迫使农民们离开自己的村庄。他们毁坏了村里的道路,切断了水电供应。即便如此,还是有数千人留了下来。他们使出最后一招,拆除了学校——每个村庄有一所学校。由于断水断电,孩子也没法上学,大多数农民都投降了,搬进了华明镇。

除了对他们将得到的公寓面积不满之外,农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就业——这在其他安置项目中也比较普遍。官方文件说,华明镇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相对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比如陕西省南部的搬迁项目,华明镇位于交通要道京津高速公路旁边。而且它附近的天津大型机场物流中心也正在扩建,将会新增数以千计的工作岗位。

但是,很多农民说自己不能胜任这些工作。

“我们知道怎么种地,但不知道怎么做办公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zhong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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