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明的前路，周冠威的心愿是做好自己，用留在香港拍电影的方法，实践思想和心灵的自由。他又说，香港经历许多苦难后，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题材，等待电影人去发掘，下一部作品，他希望以学童自杀和探讨教育制度问题为主题，仍在找资金开拍，他相信，《1人婚礼》不是终章，周冠威的名字，会继续出现在电影院的导演位置。

陈紫娟叹了一口气，眨着眼睛不让眼泪掉下来：“这个……这个确实是经过很多挣扎……我走的时候也有犹豫，就觉得好像要抛弃他一样……（叹气）但根据我理性分析的话，一个是我在中国对他的维权，也是很难进行下去，还有考虑到孩子的将来，就不得不离开。”

我们有理由怀疑，王岐山戴口罩纯粹是装模作样。王岐山想必是接种过最好的疫苗，他很清楚出席英国女王葬礼根本用不着戴口罩，但是为了和习近平在国内搞的动态清零保持一致，所以才要戴口罩。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在9月8日公布新的防疫要求，从9月10日中秋节到10月31日，实施强化疫情防控5项措施，即便没有发生疫情的地区，也要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早就有网友指出：当局没完没了地动态清零，起先我们以为是为了防疫，其后我们发现是为了赚钱，再以后我们意识到其实是为了维稳。

2013年中美双方的监管机构终于达成了《执法合作谅解备忘录》，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可以要求中国监管部门搜集中概股的审计记录。之后经过三年商讨，中美双方终于就中概股审计底稿达成了《试点检查合作备忘录》，并在2016-2017年试行了试点检查方案。但结果却令人相当失望——PCAOB在内地进行的试点检查，最终仍无法及时获得相关文件和证词，以便其检查员能够正常开展工作。原因正是中国官员隐瞒了信息，并给予PCAOB经删改编辑后的审计文件。协议最终拉倒。结果中概股出现集体“逃离”华尔街的大潮。

江泽民在十四大上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之后，就又加快了扩大政法委权限的作法。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中，将中央政法委员会的职权扩大到七项，其中包括“研究和讨论有争议的重大疑难案件”，等于是正式恢复了党委领导办案的毛时代的老套路。

文革结束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对谢富治和康生进行审查的决定。一直到1980年10月审查结束后，中共中央把谢富治的罪行向社会进行了披露，并撤销周恩来所做的悼词，同时还开除了谢富治的党籍，并下令将其骨灰盒移出八宝山。1981年，中共当局又以最高人民法院之名确认谢富治是“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十六名主犯之一，因其已经逝世，免除了刑事责任。

新冠疫情爆发这两年，中国通过核酸检测、健康码等工具实现了对人民行动的全方位控制，建立了世界最强“数字极权”。随机出现的严厉封控禁足，动不动就“紧急集合”测核酸，加上大群穿着白色防护服看不清脸的防疫人员，实在太像《鱿鱼游戏》中的场面。因为没有绿码寸步难行，人们不得不一次次排大队去测核酸，在深圳等城市甚至被要求每48小时测一次，所谓“鼻子都捅出茧子了”

使用核武器，特别是使用战术核武器，历来出现在（苏军）俄罗斯的作战想定中。俄军设想，在其大兵团进攻、有生力量被敌方聚歼，整个战役企图被颠覆，俄罗斯面临重大危机时，“果断使用核武器，扭转局势，转危为安，是未来进行战役决战时必须考虑的方案。”对比之下，中国近年来一些主流智库研究战略的学者也公开提议、修改核战略，改变以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建议在关键时刻“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2月22日的一家证券公司的电话会议上，沈逸说：“我们认为，俄罗斯单方面对乌克兰宣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那时，美国政府根据它获得的情报不断地向世人发出警告：俄国要打乌克兰，而且迫在眉睫。对于这些警告，中国的专家们都嗤之以鼻。金灿荣说，美国一直谈论战争迫在眉睫，是因为美国希望欧洲乱，欧洲乱了对美国有利。沈逸则用特朗普给拜登取的外号“瞌睡乔”说，怎么“瞌睡乔”拿出的情报那么差劲。

第五波疫情下，移民人数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与去年七、八月暑假期间机场长长人龙比较，疫情关系新一波移民潮没有上几波的伤感离别画面，但实际人数早已过之无不及。入境处每日有提供出入境数据，但未有累积统计，幸好有独立评论员David Webb作出整理资料，我们可以更...

由于五四精英们的胡说八道，共产党上台后就可以吹嘘什么解放妇女，实行一夫一妻制。其实就是把西方的宗教制度引进来，比中国传统的一夫一妻制严苛、绝对了一些而已。这丝毫没有解放妇女，倒是让妇女没有选择地成为共产主义的螺丝钉。这叫解放吗？

当《队报》记者问到：自从她和张高丽的事情曝光后，中国政府有没有对她本人采取什么措施？彭帅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转了话题，说：我的个人情事、隐私应该与体育和政治分开。 令人玩味的是，她的这句话，是说给这家媒体听还是说给中国政府听？因为，正是中国政府让她的博文消失、并取消了她的微博账号，仅仅因为她披露了个人情事和隐私。正是中国政府，把她的个人情事、隐私与体育和政治挂钩。原因很简单，彭帅揭发的性侵、性乱主角，是中共（前任）政治局常委兼副总理，是最高利益集团的成员，位高权重。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考虑，能够吸纳外籍华人血统且专业成绩斐然的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参赛，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不仅节约了大量培养成本，夺金的成算也高了不少。从这些外籍华人选手来说，让这些年轻人考虑中国的政治因素拒绝机会，似乎也不大可能。这些运动员的父母多是自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1990年代初期出国的华人，不少就是公费选派的，他们出生于文革后期及改革初期，对中共政权的专制黑暗并无切骨之痛，当然也不会教育子女仇恨这个政权。如果获奖，随之而来的当然也是报酬丰厚。

有趣的是，冬奥期间中国代表队被发现有如谷爱凌等一些备受国籍争议的成员，去年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谷爱凌表示：“我这个外形和说话的方式，是完全的美国人，没有人能否认我是美国人。当我去中国的时候，没有人能否认我是中国人，因为我中文流利，对这里的文化也很熟悉，也完全认同中国人的身份。”为什么中国人会接受同时自称美国人的谷爱凌也可以代表中国？原来看来相当简单，就是她可以拿金牌。

徐州一向是拐卖妇女的"重灾区"。根据1989年5月出版的著作《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市所属6个县的妇女共48100名。书中最令人惊诧的是徐州市出租车司机拐卖妇女大案。据书中所言，当年整个徐州出租车半数司机都参与拐卖妇女，只要从火车站拉到单身女孩就会转手给人贩子卖掉。这本书还明确写明了出租车属于"华航汽车出租公司"、"云龙旅游服务公司"和个人私营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