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岗市财政的破产，将是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牌，这才是中共真正的梦魇。最新消息是，新华社1月2日报道，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了《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省级分担办法》。该办法说是要“进一步理顺省、市、县之间”的财政关系，但从实际内容上看，明显就是要求上级行政单位要分担下级行政单位的财政开支。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其角色是要连接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可是当发达国家接二连三都质疑今日香港的施政，谴责特区政府的所作所为时，除了把这些国家全部都当成是敌人、除了反驳与指控所有最重要的生意伙伴，全部都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还有可以做的事情吗？还是以后不要和所谓美英加澳纽的“五眼”，或者欧洲各国做生意，改为专注与巴基斯坦、朝鲜与阿富汗做生意好了？所谓“国际金融中心”，要改为“第三国际金融中心”了吗？

这一刻的时间，选择在记协举办周年晚会之后一天、被捕的前董事何韵诗举行网上演唱会之前数日，似乎不是巧合。同日《大公报》头条新闻是被“协助调查”的“立场”记者兼记协主席陈朗星“嫖妓”，而几个月来都有奇怪人士跟踪他，一切也不会是偶然。这种跨部门、动用公权力侵入私人领域的恐吓，早已超越了纯法律层面，而是“三权合作”、“全面管治”的中国大陆才有的传统。

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些维族学生在课堂上。参加一个聚会，是欢送一位被单位派去河南郑州学习的维族工作人员。欢送目的倒不是因为去郑州学习是多好的事，而是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聚会理由。聚会地点是一家烤鱼店，主要内容当然是喝酒。聚会者中有两位中学教师，一个教汉语，...

利伯通过“千人计划”的安排，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长达10年。武汉理工大学还任命利伯为武汉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纳米联合重点实验室(WUT-Harvard Joint Nano Key Laboratory)的主任。但是，哈佛大学声称，他们对该实验室一无所知，也从未批准合作事宜；哈佛大学后来要求武汉理工大学把哈佛大学的名字从利伯的合作项目中删除。看来，利伯在武汉理工大学的实验室并不是正大光明地获得哈佛校方批准的合作项目，而是违反校际合作规则、由利伯本人偷偷摸摸地与武汉理工大学搞出来的。

这种“不谋而合”（我们姑且这么说）都导致了泛民主派选民彻底绝望。他们知道，立法会已经不再是过去的立法会了，两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取而代之的，是名为立法会的，并不遥远却又显得崭新且陌生的机构。因此，他们才做出了和澳门选民截然不同的选择——冷眼相看，以沉默反抗这荒谬而有序的世界。

反习派似乎不再提“两个维护”而只提一个维护；习派似乎也不再强调“两个维护”而只强调一个维护。探究其中的原因，大抵两条：反习派因对第三份历史决议极度失望而变得愤怒，不再掩饰对习近平的不满、反感和反对，因而只提维护党中央；习近平感受到各方敌意强烈，党内出现明显分裂，心下着慌，不得不暂时放下维护习核心的提法，退而求其次，也呼吁维护党中央。

毫无疑问，在苏联的转型与解体过程中，戈尔巴乔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一口咬定，苏联就是让戈尔巴乔夫给整垮的。他们说，共产党国家，像苏联，除了共产党自己能够整垮自己，其他谁能整垮它？这话当然不对。说起共产党整共产党，共产党自己整自己，谁能比得过斯大林、毛泽东呢？斯大林搞肃反，毛泽东搞文革，多少共产党的老干部被整得死于非命，家破人亡。

彭帅和张高丽彭帅和张高丽每到年底，都要回顾总结一下这一年的好事坏事，以便为今后做打算。不善于回头看的国家和人，往往也不善于向前看，或者说没什么前途。从老百姓喜欢八卦的角度看，媒体大多是媚俗的，所以什么演艺界的绯闻啦，富翁们的财产纠纷啦等等，就成为媒体上的主...

中共对这次民主峰会全力开动宣传机器，既想表现十分不屑，又极尽恶毒冥想的攻击，充分展现了虚妄傲慢面罩下被妒忌狠毒啃噬的煎熬。中共在民主峰会前后翻腾出来的诸多伎俩，可见中共是如何恼怒，不甘却又徒唤奈何。为了在世界民主峰会期间逃脱孤家寡人的难堪，中共发起了“读懂中国”的国际会议，只是与美国主导的世界民主峰会相比，世界瞩目和无人理睬的对照彰显了自取其辱。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出现了很久未见的一段论述，那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全党都要聚精会神地贯彻。”这样的表述，几十年来并不陌生，通常强调这一点，都是因为出现了“左”的倾向，出现了不把经济建设，而是别的什么东西当作中共的工作中心的现象，才需要祭出这句体现邓小平路线的核心精神的口号。1992年，江泽民忽略经济建设，要搞“姓社姓资”和阶级斗争；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最常讲的就是这句话。

一间位于屯门的“直资小学”，居然在所谓的“德育、公民及国民教育课”之中，播放南京大屠杀的战争真实片段，令部分小朋友害怕至当众大哭；六、七岁的小朋友，如今不但要学憎恨，还要收看南京大屠杀的电视画面，难怪最近的移民潮，正是有小朋友的家长首当其冲——只怕小朋友在荒谬的香港洗脑教育下，要在学校收看“大屠杀片段”，只怕留下一生的心理阴影。

加拿大移民部（IRCC）在2021年推出为近届香港毕业生而设的3年开放工作许可证，让申请者为获得永久居留权铺路。这项特别为港人而设的特殊签证在推出的首3个月，已录得超过6,000宗申请，明显分流了相当部分打算到英国的香港人。实际离港前往加拿大生活的港人肯定比这数字多，毕竟不少人是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前移民加拿大，现在不少人的下一代又回到加国；而传统投资移民加拿大的选项，也依然存在。根据这数字，加拿大一年内最高可以接收数万香港人，应不成疑问。

我知道他当不了金三胖，更当不了习近平，原因是，一个企业的马屁毕竟不是党的枪杆子，杀伤半径有限。这些土皇帝的把戏，其实也都只能是关起门自娱自乐，出了这个美容美发企业的大门，这一切瞬间成为笑料。所以，连官媒CCTV也看不下去了，在其网站上对这种做派口诛笔伐。其实，这就是一个习近平时代的政治隐喻。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说真话有风险，拍马，也未必就能善终。所以，对于心存底线的人来说，虽然也未必安全，但也可以选择躺平。

通俗地说，我们不能让自己的每一个铜板都带者新疆人、香港人、甚至是中国广大底层民众的血。当然，这一切似乎正在改变。随着习近平的持续耍赖，华尔街也一再被打脸。我只是希望，脸打肿了，希望他们也就醒了。

对“田飞龙主义”而言，没有回应是反抗，解散团体是反抗，沉默是反抗，唯有高呼“支持新香港、支持国安法、香港最民主、香港最多元、我们最幸福”，才是“唯一出路”，否则都是各种各样的“揽炒主义”。昔日斯大林、希特勒、金日成对待“不合作运动”，正是如此这般“入罪”，但他们生不逢时，没有田飞龙教授的理论基础。

中共说出如此荒谬的话，主要是因为12月9日到10日，美国将召集110个国家举行世界民主峰会，台湾和香港的代表受邀参加，而中国被排除在外，难怪它会如此气急败坏。这也说明，世界民主峰会的召开，对中共已经产生了心理上的震慑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即将召开的民主峰会也充满了期待，希望这个峰会不要成为口头上喊喊民主的务虚的会议，而应当让这次大会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

我个人，也终于在台湾的金马影展特别场，鼓起勇气，看完整部电影。放映期间，几乎全场充满抽泣，不分香港人还是非香港人，都仿似发了一场梦。假如电影能够在香港播放，几乎肯定能触动每一人。回到今天的现实，自然感触更深。2019年的香港人，空前团结，素未谋面的人的互信，不分阶级和背景，其实却是具备了“时代革命”的一切元素。

五六十年代台湾民主运动在海外启动，资金来源就是中共统战部。台独运动早期的大佬们都对我说过，当年为了给民主运动找到激动人心的切入点，选择了台湾独立的口号。因为台湾人民在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下，最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暴政。所以民主运动就以台独运动的面貌，获得了更多人民的支持。

劝进其实是有范本的，大致是：劝进、固辞，再劝进，再推辞，再劝进，辞不过，勉为其难。无论是2000年前的王莽，还是106年前的袁世凯，都是这么干的。此外，劝进这种本身带有谋逆属性，掉脑袋风险极高的押宝，因为赌的是九族的身家性命，当然就需要尽全力的占领一切高地，包括道德高地，因此，天道人伦，历史的命数气运等等，都是劝进表中的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