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临时决议走下天安门城楼，到红卫兵中去。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左一)，他一手搀扶着毛泽东，一手向涌向前来的红卫兵们示意，给毛泽东让开个道。毛泽东身后是他的护士长吴旭君。紧挨着吴旭君搀扶着毛泽东的，是时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右一)
1968年的3月，发生了震动极大的“杨、余、傅”事件。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况，我始终没有弄得很清楚。
“杨、余、傅”事件其实是两码事，并非一回事。勉强把他们联在一起，只是因事件发生的时间相差不久。
杨成武、余立金问题的起因，据说是代总长杨成武有一个女儿在空军报社工作，与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关系密切，情况汇报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那里。为了不影响杨成武的威信，空军有关部门就把余立金的秘书控制起来了。事发后，杨成武女儿就闹着要自杀。
这样一来，不仅引起余立金的不满，更引起杨成武的强烈不满，因此都对吴法宪意见很大。杨成武的夫人和余立金先后到林彪处告状，吴法宪思想压力极大，也跑到林彪那里诉苦，结果林彪同情和支持吴法宪，并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知道情况后，连续召开了几天的会议，江青在会上不仅诋毁杨成武，还说傅崇碧“带人带枪冲钓鱼台”。最后毛主席决定拿掉杨成武。
3月22日，经中央决定，撤消杨成武代总参谋长的职务，撤消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撤消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同时任命黄永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当天深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王新亭、邱会作、我和江文(军委通信兵部主任)四人开会，交待任务说：“杨成武犯了严重错误，毛主席、林副主席已决定其离职审查。由邱会作、李作鹏负责去把他立即找到这里来。由王新亭负责封查他的文件和私人物品，由江文将杨家的军线电话切断。”又说：“我已通知卫戍区，将杨成武家的警卫部队换下来了。”
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我对杨成武的工作能力一直是敬佩的，总理突然交办这样的任务，使我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但是作为下级我只有服从命令。
接受任务后，邱会作和我乘车至杨成武住宅，来到二楼办公室时，杨很快地从卧室内出来，边穿衣服边惊慌地问我们两人说：“老邱，怎么样?出了什么事?”
邱会作回答说：“周总理要我们来请你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
杨又问：“到大会堂干什么?”
邱答：“我们也不清楚。”
待杨穿好衣服，我们一起下楼。杨成武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要求见一下他的家属子女。此时王新亭已将他的全家老小集中在会客室内，杨推开会客室大门，站在门口，同家属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就同我们一起乘车到达人民大会堂。
我们到达杨成武家时，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杨成武家和徐帅家仅一墙之隔，当总理布置卫戍区更换警卫部队时，引起了徐帅家工作人员的警惕，结果徐帅秘书未经请示报告，就将徐帅也给扣了起来，并收缴了徐帅保密文件柜的钥匙，引起了一场误会。
到达大会堂后，林彪和总理在福建厅接见杨成武，由林彪批评了他的错误，并宣布离职审查的决定。
宣布之后，连同杨成武的家属子女，先送武汉，后又送河南洛阳隔离审查。
而余立金据说是“叛徒”，由吴法宪负责，当时就将他关押起来了。
关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的问题。据说是3月5日夜接受江青给予的任务，到某处寻找被遗失的鲁迅的书信手稿，结果在中央文革找到了下落。傅崇碧很高兴，于3月8日没有请示批准，就带上秘书(秘书手提公文皮包等)乘车亲自到钓鱼台江青的住处报告情况。
到江青处后，傅的秘书精神过于紧张，一进会客室就被地毯绊脚，“啪”一声摔倒在地，其皮包抛到江青的身旁，把江青吓了一跳。
江青大骂傅崇碧：“你这是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
傅崇碧说：“报告江青同志，鲁迅的书信手稿找到了，现在中央文革。”随后就告辞退出来了。
这就是傅崇碧的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滔天大罪”。
后来，在中央碰头会上，江青还多次说，傅崇碧秘书拿的那个皮包里可能有手枪，是企图谋害她的。因为没有来得及用手枪，就企图用皮包打断她的腰骨。秘书倒在地上还斜眼狠狠地盯住她。这种“莫须有”的罪状谁能相信呢?但是谁又能阻止类似情况的发生呢?
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3月22日下令，撤消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同时任命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4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驻京机关和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由林彪讲话，中央碰头会议成员均坐在主席团位置上。毛泽东最后也出台露面，但没有讲话。
在毛主席决定拿掉杨、余、傅问题上，江青起了作用。会上，林彪说：“很显然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同时对事物很敏感，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怎么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作用。她不但政治上是很强的，文化艺术方面也是内行。”
事后，叶群告诉我，这是江青请求林彪帮她说几句话，说她现在处境很为难，不少人反对她，反对中央文革。林彪难推脱，就照办了。
讲话完毕将要散会时，林彪站起来亲自领导大家高呼口号，其中有一条就是“打倒刘、邓”，我听了之后觉得这样喊可能不好，特别是林彪带头喊更不好。因为我知道，毛主席1967年夏秋时节在上海视察时讲过“刘、邓有三条区别”的指示，并想要为邓小平安置工作。其实喊不喊“打倒刘、邓”，我心里也没有底，因为文革从一开始就喊“打倒刘、邓”的口号，而现在毛主席又讲刘、邓有区别。我们搞军事的武将，真是跟不上政治家的思路。
过了两天，我为此到毛家湾去见林彪。
我问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讲的刘、邓有三条区别?”
他说：“不知道。”
我又问林：“知道不知道毛主席要安排邓小平的工作?”
他说：“也不知道。”
我就把去年在上海知道的情况向他谈了，他静思了很久没有说话。
我坐了一会儿，略谈了一点其他问题就离开了。
当时我有些不解：毛主席讲的刘、邓有三条区别和要安排邓小平的工作，都大半年了，怎么连“亲密战友”，副统帅都不知道呢?林彪听后静思了很久没有说话，他又在想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将近两年的时间，经过了五个大“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打倒了彭罗陆杨;第二个大“战役”，打倒了刘邓陶;第三个大“战役”，击退“二月逆流”;第四个大“战役”，打倒“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第五个大“战役”，打倒杨、余、傅。当时说这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