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们还走遍全聚德的餐厅、厨房、宿舍，把原来挂在店铺里的山水字画全部撕毁，又推举出10名红卫兵作为烤鸭店的“治安员”、“服务员”、“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在店铺留驻。 很快，留驻的红卫兵到新华书店订了100幅毛的画像，在烤鸭店内四处张贴，毛的语录也贴的到处都是。红卫兵还带领烤鸭店职工进行“政治学习”，让他们认识到：“全聚德”三个字是资本家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铸成的，是剥削的象征，因此要取消招牌。据说，在1968年底北京展览馆举办的“红卫兵破四旧成果展览会”上，全聚德的百年老匾也被展示出来。 而杨福来也被批斗，并被下放到南苑的猪场喂猪。后来因不时有中共领导人带外宾来全聚德吃烤鸭，而被“特赦”。

1980年的一天，法官们正在秦城监狱预审室里观看预审江青的录像，一辆轿车开进秦城大门，车上走下一位女同志，在有关人员引导下，向预审室走来。进屋之后，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同法官们一起看预审江青的录像，看得很认真。 录像结束之后大家看清，原来这是王光美。出狱两年后，她故地重游，特地来观看昔日加害者在秦城的录像。王热情地同法官们打招呼，看上去精神不错，但刚才看录像的激动似乎还未平息，眼眶里含有泪光。王光美环顾一下这间昔日她也曾受审的房屋，对法官们感慨道：“一场文化大革命搞了10年，我却在这里被关了12年，比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还长啊！”

显而易见，发生在袁世凯、黎元洪两家的悲剧不过是那个时代诸多悲剧的缩影而已，而每一次将历史的真相翻出，心中泛起的是阵阵悲凉，但更深切地意识到的是：中共不除，其害国害民的行径就一天不会停止。

康生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一段时间坐冷板凳，他重新起来，一靠毛泽东，二靠邓小平。60年代，邓和康一起具体主持"反修"斗争。邓在"文革"中1973年从江西回来，很快就带着全家去看病中的康生。哨兵不让进。我又出去接他们。全家见到康生，深深鞠躬，邓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是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总管。

一、破四旧，扒牌坊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12岁，上小学六年级。我当时生活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县城――单县。这是一个四省交界之处的小县城。山东省在陆地上总共与四个省相邻。这四个省是河北、河南、安徽、江苏。而单县一个小县却与其中三个省相交：东面是江苏的丰县，东南是安徽的砀山，南面和西南...

好多读者看完了我的书后说，老鬼是一条男子汉。但在我的心目中，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比我要厉害得多！30年前，1976年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当时我正在大同市矿山机械厂当工人。身边的同事现在很多都已遗忘，但唯有铸工车间的胡陵章还那么清晰地记得。小眼睛，白皮肤，中等个子，比较瘦弱，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年真相》！1968年1月，北京钓鱼台。会议室里，空气凝固如冰。江青脸色铁青，当着戚本禹和姚文元的面，把一封万字长信往桌上一摔，怒吼：为什么要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31岁的秘书阎长贵腿软了，结巴着：我怕她和您有关系…&hellip...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年，主要依靠他亲手组建的超级权力机构——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顾问：康生。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在文革前期整人的工具，但是，到后来，中央文革小组的18名成员，在不同时期，全部成为挨整对象。

我年逾古稀，肩背上的斑斑鞭痕，时常勾起我痛苦的回忆。40年前，那恐怖的1968年，即文革第3年，那场噩梦，使我心惊肉跳！我差一点被学生活活打死！一天，本校红卫兵谢仲光率其兄等三人，突然闯进我的家，不由分说，抓捕我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事后，据知内情者透露，他们已作好部署，半...

文革期间，相声界被迫害乃至被迫害致死的绝非刘宝瑞和侯宝林两个人，只不过因为他们名气大，而更引人注意。他们的遭遇无疑是相声界、文艺界遭中共迫害之人的缩影，他们也是那个时代悲剧的见证者，但中共的罪恶何止这一点点？

在一个特殊地点初识杨凛我们这一批文革中入狱的囚犯，是全国大搞清理阶级队伍、落实九大政策的时期集中打击判刑的。那是一九六九年春夏。重庆全市各地被判处的犯人，都集中到南纪门的市劳改转运站，等候发配到各个监狱或劳改队。我们北碚的犯人最先被送达，随后其他区县的犯人也陆续送来。我们彼此的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