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每逢香港大政治环境出现波动、本地左派主动出击，其根源都在中国大陆。最近《文汇报》炮打港大法律学院，其他一众喉媒从北京《环时》(「党的听话黑脸」)到本地《大公》(「知识分子报」)应声跟上，便是一个最好例子。大家可以先回顾一下发生在港陆平行时空里有关此事件的发展时程。
批斗之风猛烈吹刮
一、去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战斗令，下达纲领性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这个《人民日报》称之为「犹如向高校吹响了扫灭错误思潮、纯净三尺讲台的『冲锋号』」的东西，瞬间铺天盖地;至昨天为止，在百度已可搜得七百多万个含此文件名称的网页。
二、去年11月13日：《辽宁日报》发表首篇系列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批评若干大学老师「呲必中国」，是为「冲锋号」吹响之后的全国第一炮。文章的编者按语谓：「推出之前，我们在省内外几大高校中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调查，在各个学科老师和学生中间召开了七场座谈会;并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在沈阳、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五个高校比较集中的城市听了将近一百堂大学专业课。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全面准确的第一手素材，把策划做得更扎实。」显然，党是有备而战了。
三、今年1月24日，中共党媒《求是》(前身为《红旗》杂志)刊发署名徐岚的评论文章《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指明「呲必中国、抹黑中国」者，包括北大法律学院教授贺卫方和艺术家陈丹青。
两天之后
四、今年1月26日，香港《文汇报》全版开打，炮口对准港大法律学院陈文敏，标题是《本报独家报道：陈文敏贻害港大法学院惨输中大》，措辞十分强硬，「不务正业」、「罪魁祸首」等，全都用上，有些语气甚至比上述几篇大陆文章还要激，兼以大幅七彩嘲讽漫画打底。
时序上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如果再考虑到香港喉媒与中宣部、这里的地下党与北方的地上党之间的从属关系，则大陆搞政治思想批斗运动把矛头指向大专院校老师而香港的对口单位亦步亦趋，就是意料之中。再加上九七之后，大陆派来的人员早已进占本地喉媒取代原来本地左派，则后者唯大陆党领导之马首是瞻，便更加紧密利落(五六七十年代本地喉媒与大陆的比较，说到底还有一点本土味，但十多年来已经荡然无存;这便是北人南下取代本地人的结果之一)。
「天人感应」，这不是第一次。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7年5月6日，香港就发生左派暴动，烽烟遍地，是荦荦大者。去年，大陆出现「亚文革」，十.一之后不久便吹响「冲锋号」;这一回不出三个月，本地左派便开动斗争机器，可见政治上的「陆港通」已经非常直接。
负面因素陆续浮现
然而，《文汇报》等本地喉媒响应北方政治运动在港借题发难，不过是大陆十多年来政经形势大转变底下的其中一个小漩涡。所谓政经形势大转变，大家可以这样看：从2001年到今天，大陆的转变分两个阶段，其一是2001至2008年，其二是2008年至今，之间的分水岭刚巧是2008年夏天举行的北京奥运会。
头一个阶段的序幕，是2001年7月北京夺得2008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同年12月，大陆正式「入世」(获世贸组织接纳为会员)，其后即掀起经济超高速成长，国力继八九十年代累积起来的改革动力，扶摇直上，势不可挡;2003年「神5」上天;2005年GDP超过法国、06年超过英国、07年超过德国，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工厂」;2006年初，外汇储备首次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一。2008年的京奥，在全世界一片赞叹之声中闭幕，替大陆这一阶段的发展划上完美句号。在这一个阶段里，我们看得到的几乎每一件有关大陆的大事都是正面的，连2008年5月发生的汶川大地震，也给共产党加了分。
第二阶段与前一阶段比，有明显差别。此阶段序幕，便是京奥之后马上爆出的毒奶事件。此事由2008年9月纽西兰政府给北京「温馨提示」始，一直延续到上周粉岭裁判法院主任裁判官吴蕙芳因不断飙升的水货客违限「带粉」而指「自己国家制造的奶粉自己都不敢食，乃系国耻」，五年来不断困扰国人而党政官员束手无策，终致毒害陆港关系，具体影响不可谓不大。然而，毒奶其实早于2007年底已经开始肆虐，不过因为京奥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系统里的官员上上下下都一意捂盖子，延至京奥之后才失控迫爆;象征意义更不简单—前一阶段甚或更久远隐藏了积压了的负因素，这个阶段都暴露出来了：
一、成百上千乃至万人以上参与的群体性事件、维权事件频发，2009年突破10万宗;全国由中央到县、村，都广设维稳机构、进驻武警;2011年，全国维稳费开始超过国防经费;
二、八十年代初以来的一孩政策的后遗症出现，人口老化导致劳工短缺;2012年劳动人口更开始减少，2014年遇上「刘易斯拐点」;廉价劳工的优势不再;
三、经济增长失速，从2007年一度的14%+的高峰值到去年尾的7%+，七年跌了一半而其势未止;过急发展导致环境极度污染，土力、水源、空气都出问题;收入和财富分布悬殊前所未有，以致国民消费份额严重偏低而另一方面投资和产能过剩，根本不可持续。以前的惊人增长速度，原来包含不少不良成分;
四、西方大衰退的几年，大陆表面上应付得很好，殊不知乃是因为有温家宝的庞大量宽政策支撑，效用不过一时，其后遗症慢慢浮现：量宽之后还要量宽，全社会信贷激增，公私债务与GDP的比例，短短数年已从甚低水平一跃而几乎追上美国，成为经济增长负累而不能已。过去自以为傲的「中国模式」出了问题，如今已经成为少人提起的冷门词，代之而起的是「新常态」;
五、贪腐问题日益严重，官方口径不得不从之前的「发展阶段常见不必大惊小怪」变成「大小老虎必须一起打、否则亡党亡国」。例如铁道部不止频出事故，还爆出部长、副总工程师伙同商人贪腐事件，牵涉金额达1800亿人仔。还有所谓的「小官巨贪」，一个村的科长可以轻易贪一亿。号称「钢铁长城」的解放军，愈高级愈大贪，一直到总参、总后勤的鲸贪;
六、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你死我活，「唱红打黑」背后原来是太子党之间的尔虞我诈。官二代富二代精英无心恋战口喊爱国却千方百计移钱移民。
虚实之间充满自信
负面因素成为主流，完全盖过所有正面消息，是这个阶段的特点。此阶段的正面消息包括GDP超过日本，以及军备、太空科技等方面的成就等，但这些已经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以致2012年「神9」航天员访港，只有安排好的左校学生、左派工商会名人和一些特府官员去欢迎，境况大不如2003年「神5」杨利伟的那次。一叶知秋，这也是为什么前一阶段大陆人浸淫于「强国」的真实与虚幻之间而充满自信，这一阶段则出现统治阶级有惧于几个教授「呲必中国」、虽去其位灭其声犹不可稍安。
京奥之成为分水岭，非因京奥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机缘巧合。不过，发展中国家主办奥运，又的确往往是一个分水岭。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标志着日本经济起飞、成为发达国;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汉城2005年改称首尔)，不仅把南韩带进民主时代，还促进了其后的经济发展。但是，对大陆而言，京奥的分水岭意义却不幸是负面的。
进入第二阶段之后，大陆出现了一些奇特变化，主要是在国民心理方面的。由于有前一阶段的骄人成就，再加上西方特别是美国于2007年开始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延续多年的衰退和慢增长，几乎都要靠大陆的经济「吊命」，大陆上上下下的「强国意识」因而泛滥了。然而，这个强国意识有一滞后效应，形成于前一阶段的实质基础上，进入后一阶段之后依然旺盛却难以宣之于口而须匿藏于内心，与渐现的困境(「新常态」)形成强烈的矛盾;这种既高傲又不安的不平衡心态，偶尔爆发便异常激烈。
第二阶段发展到今天，形势愈来愈不利。去年大陆央行几轮量宽的效果都烟消云散，而且消失得愈来愈快;定向宽松不济事，于是惟有推出去年底至今的几度降准降息、全面宽松，但11、12月的经济数据却愈来愈差。1月的更差，进出口同时下跌：出口额同比下降3.3%，而反映国内生产与消费的进口额，同比更大幅下降19.9%;大宗商品如钢材、原油等，在国际价格插水的情况之下却连数量以吨计也下跌了。
今年的境况异常不妙，可拿上海为例。上海去年初订下的地方GDP增幅目标是7.5%，实际结果刚刚公布，是全年增长7%;不过，上海却声明今年不再订增长目标。这是一个奇怪的做法。至今天，全国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当中，二十六个已公布去年业绩;除了上海，其他所有地区都已订出明年GDP增长目标—无一例外都下调0.3个百分点(北京)到3个百分点(山西)不等;后者是十分大幅的下调!为什么上海不订指针、不公布下调多少呢?答案很简单。北京从去年实际的7.3%下调到7%还可以，但如果上海从去年的实际7%再下调，就「见6」。上海是大陆经济的龙头大哥，「见6」怎么好说?
其实6%在国际上是了不起的，但大陆的国情特别，6%不仅有实际问题，影响社会稳定，还有面子问题，既因为无法再有「中国速度」，也恐怕今年会给印度追上。八九六四之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几乎就系于「中国速度」，如今连这个也危危乎了，北京及其支持者怎能不「忧国忧民」?
外软内硬路线改变
正是因为这些第二阶段转变愈来愈急愈不利，所以北京领导自去年起改变了对外对内的政策路线。对外，忽然变得温和了。先是去年提早撤退与越南对峙的中海油981钻井平台，然后不提(几乎)「说好了的」南海防空识别区，跟着便同意与日本解冻双边关系，暂缓与印度边界对峙，习近平接受美国邀请作国事访问，对美国再度售武台湾只由官方发言人在回答记者发问时作温和得不能再温和的「抗议」，等等。
对内却完全相反，忽然变得强硬，一手打贪兼移除政敌并乘机安插自己人，另一手就是搞「亚文革」制造白色恐怖：收紧言论尺度、严限网络行为、加强思想管制、上纲上线点名攻击个人，等等。无他，形势愈发不利，中共愈知道这一回「输不起」。
在香港，2012年安排梁振英当特首，首先是前一阶段的「强国意识」滞后效应的结果，认为可以不必继续买账和善对待港人、可提早「解放」香港(尽快实现把香港「澳门化」)。然后就是被迫面对第二阶段的客观情况，包括不少港人前一阶段对大陆的「美丽误会」急速消失而产生前所未有的强大反共离心倾向，知道自己没多少的软实力在香港行不通，于是决定采取强硬路线，如同在大陆一样。强硬路线的具体表现有两个，一是让梁振英在《施政报告》警告港大学生刊物《学苑》，一是让《文汇报》等港陆喉媒向港大法律学院进行罕有的围剿。
大陆的一股「亚文革」左风，便是这样产生、刮到香港来的。董建华的一句话这回没错：大陆衰、香港衰。然而港人无辜受辱，自然更多人反共、更强烈离心，在心态上渐渐与台、蒙、疆、藏等处于帝国边陲上的民族看齐，同病相怜故也。这个变化，在两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来源：香港《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