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疫情爆发后,海内外专家们纷纷提出证据,质疑参与中共生物武器研发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最近会议上连提5次“生物安全”。
人工病毒不打自招?习近平连提5次“生物安全”
新华网报导,2月14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深改”会议并发表讲话。习近平特别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中共央视网报导把重点放在习近平要求“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
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在推特上表示,根据习近平这段讲话推测,有关武汉新冠病毒来源,北京应该已经有内部调查的初步结论,武汉病毒研究所恐怕难逃其咎。推特网友们也纷纷赞同。有网友认为,现在只剩一个问题未解:“有意投毒还是无意泄漏”。
对于此次疫情,有专家指,会是习近平及中共最大的执政危机。
专家:新冠疫情是习近平与中共最大执政危机
自由亚洲电台导援引曾负责起草美国《生物武器反恐怖主义法(1989)》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的话表示,习近平的谈话代表他意识到生物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可能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博伊尔说:“(中国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制度性规范,尽管中国(中共)投入很多心力发展国防生物武器。据我的了解,他们在BSL4病毒实验室研发、储藏这样的生物武器是极度危险的。历史上,这些实验室都有泄漏(病毒)记录。”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Richard Haass)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示,冠状病毒已经成为习近平的最大挑战,因为习定于一尊,手上集中的权力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来所未见的,因此在出了问题后,他很难让他人承担责任。哈斯还认为,除非中共当局能够很快的遏制疫情,控制局面,恢复经济增长,否则这次危机也将是中共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且还可能成为比天安门事件更为严重的危机,因为“眼下的问题不是成千上万的学生要求改革,而是数百万公民要求官员具备基本的办事能力”。
可是,到底武汉P4实验室与此次疫情有什么联系?
武汉P4病毒实验室。网络照片 |
武汉肺炎是实验室人工改造病毒?科研工作不一定全在P4实验室进行
香港众新闻刊登由港大社会科学士、日本上智大学硕士的尹瑞麟,和香港大学工程学士,澳洲国立大学法律及公共行政管理硕士的曾广海撰写的文章。
该文章梳理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自2008年以来所公开发表的报告和论文,以了解该实验室对SARS病毒的人工改造和传导。
文章说:
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和周鹏 |
美国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病毒学者Ralph Baric等人,也提出相类似的警告和建议停止相关科研。
但在中国,研究工作看来并没有停止,相关论文陆续在不同学报出现,其中包括2017年11月发表于PLOS学报上,题为〈Discovery of a rich genepool of bat SARS related coronaviruses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 of SARS coronavirus(蝙蝠SARS相关冠状病毒丰富基因库的发现为SARS冠状病毒的起源提供了新见解〉的论文。论文在首页还提到,该研究项目获得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资助。
文章还提到:目前,简称武汉P4实验室或P4实验室的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备受关注,该实验室是中科院和武汉市政府合作建设,2018年1月正式运行,因此,有理由相信上述研究不一定是在该实验室进行。
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