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尔玛：逃离希特勒魔掌，却成毛泽东囚徒

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

• 作者： 卡罗琳·维瑟  

• 原文作者： Carolijn Visser

• 译者： 那瓜（Nakao Eki Pacidal）

• 出版社：网络与书出版  

• 出版日期：2023/11/28

• 语言：繁体中文

内容简介

　　从黑暗逃进更深的黑暗时，你可以如何保有勇气？

　　荷兰人色尔玛逃离了纳粹的迫害，来到了中国，却亲身见证了大跃进与大饥荒，也是文革期间唯一受困中国的荷兰人。她如何目睹新中国从备受期待演变成大型人道危机，又如何保持了自己在黑暗中的勇气？

　　二十世纪中，北京除了是共产新中国的首都，也聚集了来自各国的毛泽东共产主义支持者，人们对这片土地的发展满怀期待，但事与愿违。本书借由荷裔犹太人色尔玛的人生经历，在他幸存的亲友协助下，细腻地呈现毛泽东统治时期复杂、严峻的革命氛围，以及饥荒、批斗等人道危机。

　　色尔玛．佛斯在荷兰出生、成长，二战期间成功逃离了纳粹的迫害。就读剑桥大学期间，色尔玛遇上了她未来的丈夫：曹日昌。两人生下子女后，在北京共组家庭。

　　曹日昌在共产新中国身居要职，但有外国血统的色尔玛与其子女却始终被社会另眼看待。一连串的政治风暴将中国推向文化大革命，曹日昌最终倒台被捕，色尔玛随后遭到拘禁，子女下乡劳改。

　　色尔玛成为唯一亲身经历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跃进、大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荷兰人。她与家人接连成为毛泽东意识形态下的受害者。

　　透过色尔玛的书信、亲友、旧识，本书描绘了外国人如何看待革命氛围下的北京：盛大的十一游行、来自欧美的共产主义盲目信奉者、大饥荒、以及破坏一切传统与西方象征的红卫兵。还有，她如何在黑暗中保有自己的勇气。

得奖记录

　　2017年荷兰利布里斯（Libris）历史奖

　　获奖作品

联合推荐

　　seayu（“即食历史”部落客，历史普及作家）

　　金哲毅（故事StoryStudio专栏作家 金老ㄕ）

　　陈一隆（台中一中历史科教师）

　　黄克武（中研院近史所特聘研究员）

　　黄益中（高中公民教师）

　　卢省言（台师大历史系专案助理教授）

　　蒋竹山（中央大学历史所副教授）

　　苏晓康（中国旅美流亡作家，中国报导文学作家、《河殇》总撰稿人）

　　卡罗琳．维瑟描写了一位荷裔犹太女子色尔玛如何逃过纳粹的迫害，并为爱远赴中国的故事。色尔玛富足的荷兰家庭与贫困高压的中国社会形成强烈对比。这本书不只是一部家庭史。卡罗琳．维瑟将文化大革命的骇人历史呈现到读者眼前。──荷兰利布里斯历史奖评审报告

作者介绍

作者简介

卡罗琳·维瑟（Carolijn Visser）

　　荷裔作者卡罗琳．维瑟曾在世界各地旅行多年，她感兴趣的主题是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社会，如越南、尼加拉瓜、爱沙尼亚、中国和西藏。曾出版26部作品，2017年因《色尔玛》一书获荷兰利布里斯（Libris）历史奖，2019年，她被英国开放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译者简介

Nakao Eki Pacidal（那瓜）

　　太巴塱部落阿美族人，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定居荷兰，以翻译、写作、研究为主业，并参与国际原住民族运动。擅长历史和原住民文学。曾获2017年台湾文学奖原住民短篇小说金典奖。出版小说有《韦瓦第密信》（时报出版）、《绝岛之咒》（前卫）、《她的右脑与粉红色的大象》（镜文学电子书），翻译作品有《故道》、《大地之下》（大家）等。

目录

一、返京  1966

二、北京生活  1957
院墙内
西直门大街
十一游行
秋日家书

三、荒年  1959-61
京畿无菜
向海火车
北戴河度假
表亲来访，秀英消失
桑普特包裹
严冬圣诞

四、异国交游  1962-64
外国朋友
魏璐诗
伤别离与新朋友
邀请父亲
佛斯来访
外馆秘书午餐
表哥现身
增义叛逆，戴安娜到来
昆明湖滑冰

五、欧洲探亲 1965-66
返回荷兰
战前生活
骑车过荷兰
英伦渡船
暴动与文革
包围中国使馆

六、山雨欲来  1966
没上课没功课
倒台
带红书上广场
红色恐怖
抄家

七、文革风暴  1966-1969
返京
求援 
单车骑过文化大革命
信至荷兰与英国
大扫除
逮捕
探望双亲
何丽下乡
噩耗
独自在京

八、下乡生活  1969-1974
外事通知
增义下乡
农历新年
远方回音
蓝山造访
进京探询
内蒙生活

九、返京  1974

十、去国  1976-1979
憧憬西方
离京
荷文版谢辞
系泊记忆：《色尔玛》译后

书摘：

三、荒年  1959-61
 
京畿无菜
 
一九六〇年伊始，色尔玛给父亲的信里写到，“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买不到肉蛋鱼了”。这句话似乎被孩子与猫咪的日常话题淹没，没有引起注意。后来她在三月二十日信中写道：“北京已经一周没有蔬菜。”往年秋季大白菜盛产时节，农民都从城郊一车车运菜进京，无菜因此显得很不寻常。
 
她写下一封信时已是春天，信中提到“今年一滴雨都没有”，所有人都被召去灌溉田地，工人、教师、办公人员、学生，甚至小学学童也不能免。增义和何丽也跟着学校下乡，但似乎没帮上什么忙。冬天来临时，色尔玛信中提到“现在只剩谷物”，甚至连谷物都靠配给。她说“前年收成不好，北京现在很吃苦头，困难重重”，但官方纪录又是另一回事。官方认定饥荒已成过去，现在不存在饥荒问题，甚至严禁使用这词汇。但色尔玛信中提到“食品供应问题”和“缺乏交通工具”，可见情况大为不妙。
 
色尔玛信中坚持父亲不必担心她，因为她可以去特殊的商店购物。以前她不喜欢这种特权，现在正好利用。她信中说“全家都靠我，所有东西都得我去张罗，肥皂、牛油、牙膏、橘子，就更不用说我们每天都要吃的面包”。一九六一年春天，色尔玛在院子里养鸡，每天忙着照料，还写信问父亲：“鸡还没成年的时候，怎么判断公母？每只鸡都有鸡冠，而且公鸡要到四个月大才会啼叫。你能寄一本鸡的手册给我吗？” 此外她也在院子里种菜。
 
官方否认的饥荒持续了一年，每个人都短少精力，工作时间也缩短了。党提倡兵乓球，好转移大家注意力，果然兵乓球风行一时。色尔玛信中写道：“不论去哪里，头都可能被飞来乒乓球击中。有一次我和孩子们去新体育馆看冠军赛。体育馆美轮美奂，可以容纳一万五千人，依旧一票难求。孩子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去邻居家看电视转播兵乓球比赛。”
 
＊＊＊
 
增义和何丽不记得挨过饿，也不记得别人家孩子都吃些什么。有一次何丽去找同学，看到那女孩吃一种肮脏的粥当午餐。她把这件事告诉母亲，色尔玛提醒她：“现在知道你有多幸运了。”但初夏时色尔玛拍的照片里，两个孩子穿着泳装，都瘦得令人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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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尔玛整年都在规划度假，她和孩子都需要离开这众人默默挨饿的城市。当时她任教的新华社在滨海度假胜地北戴河有一幢度假别墅，当时称为“休养所”，数千名报社员工人人都梦想去那里度假。外国人通常享有特权，但色尔玛是以配偶身份来到中国，并非受聘专家，相对而言她的特权也比较少。不过，也许她工作上结交了有力人士，又或许她提出了什么有力论述，总之她获选去北戴河休养所消磨两周，两个小孩可以同行，她只需支付餐费，而且前往北戴河的火车旅程中还提供特殊口粮。
 
就这样，他们要去海边了！
 
向海火车
 
一九六一年夏天。月台上空蒸气与烟雾弥漫。火车头嘶嘶作响喷出浓烟，火车缓缓驶出车站。何丽和增义探出窗外，看车站逐渐消失于视野。铁道与高耸城墙平行，直至远方。火车摇晃穿过赭土色的乡野。
 
何丽现在十一岁，增义快十三岁了，对这次旅行都非常兴奋，几乎坐不住。色尔玛直到昨天才获准带孩子同行，火车票更是在动身前夕才送到，总算让她大松一口气。
 
后来她写信给荷兰的家人，说他们启程仓促：
 
何丽非常兴奋的收拾行李，一下喊著，泳衣不合身了，“妈妈，能不能把泳衣改大一点？”（我用两件小的做了一件大的）一下喊著“铲子和水桶呢？”“相机里有底片吗？”“能不能带穆蒙去？”我只得告诉他们，穆蒙绝对不能去。
 
孩子们有自己的包厢。不久后他们也跟色尔玛一样在铺上安顿下来。睡铺铺着淡蓝色棉被，刚洗过，很干净，色尔玛很满意。孩子们喜欢包厢的一切：铺位之间有小桌子，桌布衬以蕾丝，上面放一瓶粉红色的花，花瓶旁放着白色马克瓷杯，杯身绘有奇异山脉和樱花，车窗前挂着蕾丝装饰的蓝色窗帘。
 
两个孩子也好，他们的同学也好，甚至他们的老师，都没见过大海，因此他们一家都同意，孩子们别把度假的事说出去，否则徒然招嫉，引人议论。毕竟只有菁英阶层才能去北戴河度假。
 
一名身着灰色制服的女服务员推门进来，送上新的热水瓶和几袋茶。她说，如果他们还需要水，说就是了。午餐将在火车过了天津后供应。
 
每个平交道上，火车汽笛声划破空气，回荡于平坦干燥的大地。太阳炙烤田间玉米和谷物。四野村落散布，土屋俱都院墙朝南。铁道附近，田野中央，远方地平线上，到处都有坟墓，巨大鼹丘一般，突出于地表。

这列火车开往遥远的北方，最后两个豪华车厢是专为党的领导人和前往北戴河度假的外国人准备的。他们下车之后，这两个车厢也就脱钩了。
 
曹日昌和中国科学院的同事比色尔玛提前一天抵达北戴河，但不是来度假。曹日昌待在科学院的一家旅馆，根本不知道家人正在前往北戴河的路上。色尔玛的旅行获得批准时，他人已经在北戴河。
 
火车开进一座红砖砌成的车站——天津到了。色尔玛告诉孩子们，十一年前，他们一家人乘坐“美上美”号邮轮来到中国，就是在这座港口靠岸。当时何丽尚在襁褓，才六个月大，增义还不满两岁。那时也是七月盛夏。科学院来人迎接，带他们去漂亮的旅馆，请他们去高级餐厅用餐，显然遵从上级清楚指示郑重招待。
 
色尔玛在剑桥遇见曹日昌时，他已经加入共产党。他在一九四五年十月抵达国王学院，立刻投入博士研究，空闲时活跃于中国学生会。学生会成员关切家乡政局，有时彻夜讨论——日本战败了，但之后将会如何？有些学生依旧支持掌权的国民党，但包括曹日昌在内的其他人受够了国民党腐败无能，寄改革希望于四处游击的红军。
 
曹日昌在一次聚会中结识比他年长三岁的陈天生，此人绰号钦克（Samuel Chinque），故意以中国人的贬称（Chink）为名，可谓意有所指。陈天生出生于英国殖民地牙买加，十八岁开始随船讨海。他是中国海员工会一员，为同工同酬、更好待遇而奋斗。后来他定居英国，加入英国共产党，日后共有十一个小孩，最年长的和最年轻的相差六十岁。七十多岁时，他在伦敦一个地铁站内遭一光头男子袭击，据说他精准几拳便打退对方。
 
一九四七年，钦克在伦敦设立新华社的办公室，是新华社第一个海外办公室。后来的研究指出，钦克实为地下中国共产党喉舌。钦克能说中文，人脉广阔，因此成为新中国的代言人。中国方面的档案记载，曹日昌被钦克招募入党，还有一名刘先生也在此中发挥作用，不过此人似乎总是居于幕后。中共送刘某前往英格兰，要在当地建立党的秘密支部。

何丽说，这一切发生后不久，曹日昌在一场古典音乐会上邂逅色尔玛，增义则说，他们是在网球赛上认识。不论是什么场合，总之他们一见钟情，朋友们都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那年九月，他们一同前往苏格兰，曾在一座纪念碑和一道铁栅栏边留影。色尔玛深情挽著曹日昌手臂，两人紧紧依偎，笑得很开心。对色尔玛来说，他年长十岁，而且是中国人，但这些似乎都不重要。在当时，年轻女性出国留学极不寻常，她已经借此证明她有主见，自己懂得选择。
 
色尔玛和曹日昌在十一月底前往荷兰，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日在阿姆斯特丹结婚。当时想必没有盛大婚礼，因为色尔玛的母亲和她多数叔伯阿姨等亲戚都在战争期间死于集中营。战后不久，色尔玛在阿姆斯特丹读书期间，曾在莫札特运河街赁房而居，后来她就邀请幸存家人与朋友到此庆祝新婚。当时荷兰法律规定，女人嫁给外国人，有取得丈夫国籍的义务，因此色尔玛在结婚证书上签字，也就失去荷兰国籍。
 
婚后两人回到剑桥，搬进前卫编舞家约斯（Kurt Joss）家中一个房间。约斯是德国人，希特勒掌权后就离开德国，在剑桥开办一所舞蹈学校。 这所学校是外国舞者、艺术家及学生往来之地，国际氛围浓厚。色尔玛夫妻二人骑自行车环游剑桥，在康河划船，一起参加音乐会。剑桥大学有八百多年历史，不论建筑或花园都充满浪漫气息，他们在此度过一段快乐时光。后来曹日昌完成博士论文《学习与记忆的时间间隔》，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奖助学金也告终止。
 
在指导教授巴利特（Fredric Bartlett）协助下，曹日昌可以取得香港大学某重要教职，但他必须先征得钦克同意才能接受。此事见诸中国科学院档案。自此曹日昌的利益为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取代。他获准接受这职位，因为党在香港有一项重要任务交付给他。
 
色尔玛怀孕了，不能和他同去香港。一九四八年七月，他们在居处拍了一张照片，是两人在剑桥最后合影。曹日昌身着白衬衫和领带，似乎已在精神上向前迈进。色尔玛半身没入阴影，看不大出肚子。她得留在剑桥，等待他们的孩子出生。

增义七周大的时候，色尔玛带孩子去荷兰看望父亲和继母。佛斯先生为女儿和外孙拍了几张照片。增义很可爱，好奇地注视周围世界，但色尔玛显得沮丧。她心里一定很难过，她的母亲赫丽叶无缘疼爱这孩子，增义也没能认识外祖母。更糟的是，她与继母柯莉合不来。战时记忆挥之不去，或许远走香港还比较容易。于是她在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带着增义登上“科孚岛号”邮轮。
 
色尔玛持中国驻伦敦大使馆签发的特别文件旅行，曹日昌在香港码头迎接。日子再度好过起来。夫妻俩和小儿子住在一套漂亮公寓，还有一个大阳台，可以望见帆船与大船航行的港口美景。
 
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曹日昌秘密联络世界各地的华人科学家，以中国共产党名义邀请他们在毛泽东上台后尽快返回祖国。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建国，宣言发表后，曹日昌忙于接待支持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欢迎他们来到香港，照顾他们住宿，为他们联络北京的学术机构，协助他们往后旅程。
 
女儿何丽出世后数月，曹日昌和色尔玛决定前往中国。色尔玛的父亲佛斯先生认为，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未来可期，但他不喜欢女儿女婿去住在与世隔绝贫困的中国。他警告色尔玛：“你得小心。说不定他在中国还有三妻四妾。”色尔玛对父亲的忧虑一笑置之。曹日昌是现代人，现在还有进步的政府掌权，父亲却还以为是过去那个封建中国呢。她和曹日昌都已经在共产主义解放的土地上看到未来美景。
 
他们一家搭乘“美上美”号抵达天津，第二天就乘火车前往北京。科学院派来的接待人员已为他们订好车票，还保证他们从香港带来的家具（例如内建水槽的桃花心木桌子）随后就到。
 
抵达北京后，色尔玛对宏伟城门和壮实城墙印象深刻。很多街道上都有巨大的木头牌楼，曹日昌还带她参观数百年历史的寺庙，以及红墙黄瓦的皇宫。他们一家起初落脚东厂胡同一座大宅，十分气派，但既无暖气也无水管。每个周一早上，科学院派车来接曹日昌，将孩子们一起送到科学院的托儿所，周六下午曹日昌下班，再来接孩子回家。如此一来，色尔玛就可以放心在外贸学院教课。那段时间留下的照片里，她总是穿着西方五〇年代风格的喇叭裙，身旁的学生有男有女，都是白衬衫长裤的简单衣着。

最初那些年里，色尔玛和曹日昌结交许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他们都和曹日昌一样曾出国留学，现在回来效力新中国。那时也有许多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参加共产党，但在母国政治无法施展，感觉被排拒在外，于是前来中国，参与这场伟大的社会实验，期盼中国能让梦想成真。
 
周恩来任命曹日昌担任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负责分配资金及对外联络，他也是派往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匈牙利的科学代表团成员，并与另一同事共同创建心理学研究所。当时中国科学院就在中南海北门斜对面，是党及国家领导人生活工作之处，曹日昌也在此办公。他经常被召到权力核心，与部长和国务院高官讨论问题。
 
曹日昌是重要人物，很快入住有现代设施的住宅。到了增义该上小学的年纪，他们本来可以送他去寄宿学校，与领导人的孩子同学。但他们不赞同这样的高官子女特权。他们觉得，街道彼端，紧邻已关闭的天主堂，那所小学对增义来说就很好了。
 
＊＊＊
 
暑假过后，增义就要上中学了，但目前还不知道他会去哪所学校，得看他最近入学考试的成绩。他们全家焦急等待结果。出门前色尔玛还拜托邻居，成绩单寄到时要打电话通知他们。
 
火车又开动了。色尔玛带着孩子前往餐车。这里的桌子也铺着衬有蕾丝的桌布。系着洁白围裙的服务生走过来，将一盘盘蔬菜和肉放在他们面前，然后又端来米饭。何丽和增义难以相信火车上会有食物，而且是他们前所未遇的美味。
 
新华社的专车早在北戴河火车站等待。这里距离海边还有好几公里路程。行李全都装好后，专车开上一座小山。
 
“海！”何丽突然兴奋大喊。两个孩子惊讶看着这无边无际的池塘，不知怎么会有这么多水。车子沿海岸公路前行，两个孩子注意到母亲眼中流下高兴的泪水。凉风吹入敞开的车窗，轻抚他们脸庞和手臂。蔚蓝海景在他们右边展开，左边是绿树茂密的丘陵缓坡。北京的烦扰酷暑早已远抛脑后。
 
车子经过西式风格的别墅，有花岗岩地基，砖墙，倾斜屋顶，中有天窗和小塔。这里的房屋和北京民居不同，没有遮蔽视线的院墙，家家户户都有阳台和舒适藤椅。鲜花盛开在花园精心修剪的草坪边缘。北戴河好像欧洲，仿佛不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