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某日，居委会开我的年终评审会。恰好那天我病了，发高烧，实在走不动，就让我妻代我去居委会请假。过了两三天，12月30日，我在上班路上遇见管我的片警刘某。刘某叫住我，问我为什么不参加年终评审会（其实他知道我病了），我如实作了简要说明。接着，他说：“你没有参加这次年终评审会，失去了一次受教育的机会，是很大的损失。”同时对我宣布，从现在起，每周要向他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
我原本每周向单位交一份思想汇报材料，现在片警也要，又不能照抄交给厂里的那份材料，怎么办？再写一份最好，可问题是，哪有那么多思想好回报的？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我不禁大喜，决定就写刘片警对我的“教导”。我紧紧抓住12月30日他在街上对我的那番“教导”——“没有参加这次评审会……是很大的损失”，反复敷衍成文，为刘片警“立言”，并把他的“教导”上升到“刘片警的哲学”的高度。每周呈送的那份思想汇报，主标题不同，副标题则有定式——“学习刘片警‘12·30’重要讲话心得”之一、之二、之三……。每周汇报的起句和尾句都是“刘户籍的哲学很重要”，文字也使用得相当考究，尽量选用我手头留存的人民日报出版社文革前出版的一本《难字表》上的字。
此后，我与刘户籍相安无事近两个月。一天，我又在路上与刘户籍相遇，他叫住我，未等我开口问他有何指示，他就先开口了：“你的思想汇报材料不要写了，算了！”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一期，2011-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