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盛传的大热门政务司长李家超，四十五年的公务生涯中，三十五年服务警界，九年是保安局领导层，当上政务司长还不到一年。他的治港理念遍寻不获，有关国安的谈话则有不少，其代表作要数民主派初选案控告了四十七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苹果日报》高层及冻结资产导致该报倒闭，但他对教育、社福、经济、文化的见解却甚少听闻。
大家都明白，“国家队”成员没有个人意愿可言，只代表国家高层领导的集体意志，因此他们提名谁或者不提名谁，就直接反映国家对谁支持、对谁反对。北京只要向“国家队”示意一声，究竟何时提名谁入闸，便足可确定这场“选举”的节奏、规模和结果。即使到最后，“国家队”来个黄袍加身，只提名林郑一人，到时连候选人电视辩论也省却，大家也只能看在眼里。既然如此，市民不在意特首选举，可以怪谁呢？
北京亦偏离了原定的外交路线。中国一直主张多极并存的世界秩序，想法接近欧盟，也致力争取欧盟合作，削弱美国在国际舞台的领导地位，同时破解美国围堵中国的策略。但俄国侵略乌克兰，欧盟与美国联手反对，北京却选择俄罗斯为伙伴，无异于站在欧盟的对立面，愿景中的中欧联盟即成泡影，多极并存的国际秩序同告落空，而现实甚至向反面走，逐步形成中俄对抗欧美的两极对立格局，也就是说，回到七十多年前冷战开始的起点。
打破循环往复的唯一办法，就是做好抗疫准备，积极地与病毒共存。一直以来，政府主要以更多约束更大惩罚指导社会抗疫，除了出席权贵生日宴的高官外，一般都严厉对付违令者。时移势易，当局理应改弦易辙，将更多责任交给个人、家庭、社群，由他们担当主力，监测病毒传播、保障个人卫生、照料轻症患者等，而政府则将力量集中于提供家居防疫意见及支援、应付重症和长者需要、支持社区互助以至引入更多资源（如私营医疗系统）参与抗疫工作。
